唐室迁居洛阳原因浅探

 唐代洛阳，号称东都，与西京长安同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其帝王也屡屡迁居洛阳，所营建的宫城与皇城的规模和建制皆无逊于长安。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唐代帝王如此重视洛阳呢？

    南北朝时，西魏大臣宇文泰倡导关中本位的政策，长安遂成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北周灭北齐后不久，在确定长安都城地位之后，又营建洛阳为东都，至隋唐袭之。

    由于唐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其疆域广袤，故长安的政权机构庞大，帝王宫卫百官俸食的需求也居高不下，倘遇灾年关中地区难以自给，不免用度匮乏，且救急的陆漕运输辗转不便，糜耗甚巨。《新唐书·食货志》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以致“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因此就迫使唐代帝王在灾年饥馑时，选择了大运河必经之地、漕运较为便利的洛阳屡屡迁居，以节减漕运的资用。

    史籍记载，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关中大旱，高宗即曾赴洛阳避居就食；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资治通鉴》203卷）。高宗朝及武周朝，帝后都常住洛阳，除去政治和娱乐的原因外，主要也是因关中饥馑之故。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大旱，“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资治通鉴》209卷），中宗因群臣谏请，欲赴洛阳，因韦后作梗而罢（次年韦后毒杀中宗）；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旧唐书·裴耀卿传》，以下引文皆援此）。联系大臣裴耀卿的奏语“陛下数幸东都，以就  积，为国家大计，不惮劬苦，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来看，唐代帝王迁居洛阳的根本原因，乃是关中虽号沃野，实其地狭隘，且常伤旱病涝，不能满足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漕运又实在疲劳国力，因而将屡屡暂迁洛阳，作为而后从容“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所暂 行的救急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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