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初探

杨彩霞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曾有过深刻的影响。

一、洛阳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起点城市和早期交流中心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争和奴役，不断向统治势力薄弱的边地和邻国逃去。有的通过朝鲜半岛顺着海流、乘着季风到了日本列岛，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到日本，传说中的徐福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到日本落户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例。日本列岛上的人受到大陆先进文化的刺激后，主动到中国边地互市，在朝鲜、日本都发现有燕国货币。但这只是民间的交往，中日两国正式国家级交往却是在后汉时期开始的。后汉书·倭传》载：“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史学家考证：当时日本使者是先到了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再取道陆路来洛阳的。因乐浪郡的中心县——朝鲜县的险城（现在平壤附近），就是汉朝最东边的互市场所。这里经常聚集着濊、貊、韩、倭等远近各民族。

    1784年2月23日，日本九州地区福岗县玄海滩边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挖水沟时，锄到一块大石头，扳开后，发现里面埋藏着一块不大的金属块，经学者鉴定，确认就是汉光武帝在洛阳赐给的镌有“汉倭奴国王”的那块金印。现在日本政府把这方金印作为国宝保存在福岗市立美术馆中。1922年经两国学者发起，在金印出土的地方，立起一块刻有“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1973年，福岗市观光局又把其周围加以绿化点缀，命名为“金印公园”。

    后汉灭亡，三国鼎立，日本列岛上的最大一个国家——倭奴王国，亦即邪马台国，主动和魏交往。《魏志·倭人传》用二千多字记载了当时两国交往的情况。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倭奴王卑弥呼遣使者难升米、都市牛利，由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地方官带领，来到魏都洛阳，献有男女生口（奴隶）和班布，魏明帝非常高兴，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 并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此外，又特赠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所有赐赠之物，于正始元年（240年），敕带方郡官员送到倭奴王国，这是魏使第一次到达日本列岛。所走路线，《魏志·倭人传》中记载详尽：自带方郡沿韩国海岸南行，渡过一千余里的大海，达对马国，又航经二千里大海，到达末卢国，在这里登陆，向东南行、途经伊都国、不弥国、投马国、才到女王国，亦即邪马台国。后人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不少魏时的铜镜。

    自倭魏第一次通使之后。双方来使不断，魏景初以后十年间，倭奴王国使者到魏或带方郡四次。魏使到奴国两次。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王室南逃时，带走了大批图书典籍。中原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也随之南下的很多，把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也带到了南方。之后日本岛上各国认为南朝是汉文化的正宗，和南朝往来甚密。

    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是中日交往达到最高潮的开始。如果说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前主要是通过中国移民的话，那么自隋开始，日本人则是直接到大陆来摄取更高层次的文化营养。

    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七月，日本胜德太子派遣大礼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第二年才到达皇都洛阳。《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608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加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日本使者递交的国书上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因讳“日没”二字，看了这个国书很不高兴。曾告诉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但隋炀帝初年实行的是“远抚外蕃”，宣扬华夏文明的政策。第二年还是派遣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胜德太子因极向往中国文化，试图吸收。对隋使的到来表示极大的欢迎。是年六月十五日，隋使将要到达难波时，日方派有三十艘装饰华丽的船只迎于海上。八月三日将进京时，日方又遣装饰华丽的马匹七十余骑，远迎至海石榴市地方。进京这天，《隋书·东夷传》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倭王遣小德阿辈台（胜德太子）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这天，胜德太子及朝臣都穿着锦紫绣织的衣服，头戴金髻碧华，迎隋使上朝献国书和方物。裴世清等人完成使命于九月一日启程回国时，日本天皇又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同到中国，并带来高向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四名学问僧来中国学习。这些人有的在中国留二、三十年，到唐朝时才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化革新中都起了骨干作用。终隋之世，日本使者到中国四次，中国使者到日本一次。其活动多数都在都城洛阳进行。

    唐代两百余年间，日本方面派往大陆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共达十九次之多。中日友好交往达到了空前高潮。使团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达五、六百人。

    太宗以后，高宗、武则天长住东都洛阳。中宗还都长安后。东西两京并重。国子监也设东监和西监。日本留学生多在国子监学习，留居东监者也为数不少。公元665年、717年、733年，高宗、武则天、玄宗都曾在洛阳接见日本使团。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日本使团，不管从辽东半岛陆路来，还是横渡大海，在长江沿岸转走运河，都要先到洛阳，才能再到长安。到长安者，必经洛阳，来洛阳者，未必都涉足长安。

    由上可知，自汉至唐的八百年间，洛阳不但是中日友好交往的起点城市，而且一直处于交往的中心地区。

二、“河洛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汉字。汉字是表达思想和传播文化的工具。也有人把中国文化圈称作汉字文化圈。中国上古时期有“河图洛书”的传说，是传说中最早的文字文献，龟书可能就是甲骨文。解放后在发掘整理夏朝遗址二里头的文物时，发现有些陶器上，划有一些有规律的符号。很多学者认为它就是最早的文字。到了东汉时期，古文字学家、古文经学家许慎，在洛阳用二十二年时间搜集了两周籀文、战国小篆和其他古文字9353个，著成《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古文字学和古文经学集大成的巨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汉字字典。说明河洛地区是汉字发生、发展、成熟的主要中心地区。

    汉字什么时候传入日本。估计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大陆移民进入，也把汉字带到那里。但缺乏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却是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最早记载，并已出土证实了的。之后魏又赐给倭奴国女王金印，这方金印虽没有发现。但宋《宣和集古印使》有所拓印样，并收在日本的《好古日录》中。由此可知，汉字正式传入日本也是从洛阳开始的。《日本书记》载：西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时代，亦即日本应神天皇时代，汉人王仁由百济到日本，作太子菟道稚郎的老师。日本《古事记》上更明白地说：所教的典籍是《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汉字与中国典籍已正式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开始使用汉字大概是在公元二、三世纪前后。当时除在外交文书上使用外，在一些仿制汉镜上也有汉字的铭文，但笔划没有顺序，象是制镜工人描模下来的。直到唐代，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才模仿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入唐学问僧空海又模仿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

    2、佛教。佛教虽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教义经典，都是中国化了的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都是以洛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洛阳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日本佛教的传入，系在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书记》载：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日本继体帝十年，公元522年）肖梁人司马达等到日本，在大和高市坂结庵奉佛。相传是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之始。隋炀帝大业五年，日本胜德太子第二次派遣隋使到洛阳，随来的八个学生中，就有四个学问僧。《隋书·倭国传》载：日本递交的国书中写道“闻海西菩萨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人，来学佛法。”唐代日本人西来学佛的人数大增。这些人多数都活动在长安、洛阳东西两京，他们学成回国时把大批佛学经典带回日本，并邀请中国佛学大师，如道璿、鉴真等到日本去讲经，自此佛教学说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所有的各种经典、各种宗派，无不传入日本。在入唐的名僧里，如道昭从洛阳名僧玄奘学法相宗，园仁学天台宗、空海学真言宗等。高宗、武则天时期兴盛起来的律宗和华严宗，也都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期的佛教深受律宗、华严宗的影响。《佛祖历代通载》说，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号召所有的僧尼日献一文钱，铸造洛阳白司马坂大铜佛。四十年后，日本圣武天皇，仿照洛阳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在日本东大寺铸造了大卢舍那佛像。

    3、儒学、理学。除汉字、佛教之外，对日本精神文明影响极深的还有儒学和理学。

    《日本书记》说：西晋时王仁到日本教太子菟道稚郎子读书，带去《论语》十卷，相传是儒学传入日本之始。隋唐时期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学习经学。日本人模仿唐代教育制度，也把经书作为士大夫的必读书，日本学校里设有大经、中经和小经。以《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日本名儒吉备真备，两次游唐，时间长达十七年，受到日本当时政界的重视，官至大纳言，领袖群儒，宣扬忠孝仁爱，纲常名教，倡兴孔子祭典。此外管原氏清公、是善、道直祖孙三代都精通经史，称为日本的儒学世家。尤其管原道直，被民间祭祀为天满天神。在日本几乎和中国的孔子齐名。

    理学传入日本约在南宋时期。史载：日本和尚西荣，曾两次游宋，研究禅宗，和朱熹弟子窦从周、钟唐杰交好，从而得知理学真谛，回国后开始在日本传播理学。南宋末年广东东莞县人李用、字竹隐，杜门谢客，隐居三十年，专攻周敦颐、二程理学。宋末和其女婿熊飞一起起兵抗元，失败后，流亡日本，寄居九州博多地区，向日本人传授诗书理学。明时，日本僧人桂庵玄树，在苏州、杭州地方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在萨摩开桂树院。阐扬理学。影响深远。

4、文学艺术及其他：中国早期文学艺术发展，洛阳也不失其中心地位。

    日本文学从内容、体裁、词汇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日本最古的和歌诗集《万叶集》，系模仿我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诗系仿我国五、七言诗体。长歌系仿我国乐府古诗。唐时，几乎所有名诗人的作品在日本都有翻译。洛阳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流传最多，影响最大。因白诗浅明易解，有些诗句已汇集到日本人民的语言之中，民间还盖庙雕象，把他敬为诗神。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很明显是从《长恨歌》中得到意匠而形成的。《唐物语》是用和文写成的中国故事集。其三十七条故事中有六条出自香山诗中。

    此外，日本的唐三彩制作工艺，城市里坊建设、园林艺术等，都明显受到中国文化、河洛文化的影响，相传倭女王卑弥呼死后作大冢、直经百余尺。想必也是女王通魏后，受魏文化影响才有此制产生。

三、几位在“河洛文化”东传中作出贡献的中日名僧

1、道璿东渡日本传经

    道璿原是洛阳大福先寺的和尚。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3年，日圣武朝天平五年）日本入唐和尚荣睿、普照来到洛阳大福先寺学经，与道璿相交甚密，皆劝请道璿东渡日本传经。为弘扬圣道佛法，道璿不怕渡海的危险与艰苦，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6年）随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去到日本，他是继中国和尚道明、道荣之后第三位入日僧人，比鉴真东渡早十八年。道璿到日本后，住在日本大安寺西唐院。开堂讲解他带去的《律藏行事抄》，他是在日本传播佛教律宗的先驱，同时还是华严宗和天台宗的学者。还带去《华严章疏》一部，据说他行事都一一遵循《华严·净行品》。日本华严、天台两宗的兴盛，和道璿在日本的佛事活动有很大关系。唐开元三十三年（746年）日本圣武天皇想借华严宗主佛卢舍那的功德来为国家祈求安宁，在日本东大寺铸造了卢舍那大佛像。日天平胜宝四年（752年）四月，举行开光供养时，还请道璿作了咒愿师。

来 源：《黄河文化》2004年第1期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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