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

作者：戴 逸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些年，河洛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这里，我想就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四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河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氵廛 、涧诸河）这样一个地区。河洛文化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区域性的文化，是指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河洛文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洛文化起始于远古，但截止的时间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到鸦片战争以前；有人认为区域性文化只存在于秦朝大一统以前，统一以后就消失了，不必再提河洛文化。我认为，说秦统一以后文化的区域性特点逐渐减弱是对的，但不能说完全消失。秦统一以后，我们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区域文明、区域文化？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国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民族成份也很复杂，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上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这里面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文化风格的不同等。这种文化差异在秦统一以后会削弱，会减少，但是并没有根本消失，因此秦统一以后，还是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的。如果研究区域性文化只能研究秦统一以前，那么闽台文化怎么讲呢？显然就没法研究。因为闽台在秦统一以前还是荒芜的地区，除了一些考古发现以外，谈不上很多的文化。我们去年开了一个闽台文化讨论会，讨论的就是秦统一以后，主要是明清及近代的闽台文化。当然，区域性文化是属于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区域性文化之间是有共性的，正是这些共性使许多区域性文化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成中华民族的文明。但是区域文化也有自己的个性，有它的地域色彩，它在语言、艺术、风格、风俗等方面都带有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个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多样性。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间居于什么地位呢？简而言之，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说它是源泉，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七八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前后相接，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文化发展系列。正是这样的一个长期发展的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说它是个领先地区，因为河洛地区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从远古以来一直是我们先辈活动的一个中心，这里的文化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偃师二里头遗址最近一个重大发现是宫殿遗址。这个宫殿遗址很可能是5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5000年以前是什么时代呢？正好是炎帝、黄帝活动的时代。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也在这里。夏朝斟寻阝、阳城，就在登封一带。商都亳、阝敖 也在河洛地区。至于周代，周公营造洛邑，周公营造成周，屡见于古籍记载，后来平王东迁，这里就成为东周的首都。夏、商、周三代河洛都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确实是人文荟萃、腾蛟起凤。我们说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性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个地域性文化，对周围既有吸引作用，又有辐射作用。它既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围的文化吸纳过来；又有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影响周围地区的力量。就像有些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河洛文化，一面有很强大的推动力，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一面有很强大的吸引力，把周围地区的文化吸过来，形成一个“旋涡”。这个“旋涡”，不仅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周围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河洛地区的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确实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河图洛书的研究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

    中国古代有所谓河洛之学，这是指《周易》研究中的一个流派。据我所知，《周易》研究有两个流派，一个是象数派，象数派是以万物的形象以及抽象的数字来解释《周易》，表述它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象数派研究《周易》在汉代最盛行，恐怕汉代的学者研究易经，基本上都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义理派是从哲学理论上、哲学思想上来解释《周易》，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弼。王弼研究《周易》，一扫汉代象数派烦琐附会之弊。北宋初年，从象数派中间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派别，就是图书派。从陈抟、邵雍、种放、刘牧到周敦颐、朱熹就是所谓图书派，并出现了“龙马负图”、“神龟背书”这样一个说法。这个问题六七百年来一直有着争论。北宋欧阳修第一个提出疑问：河图洛书究竟存不存在？以后历代的学者都提出疑问，到清朝初年，顾亭林、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这些学者，更对图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非常激烈的抨击。但是，这场公案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又很复杂，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共识。比如，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进行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感觉到论证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更圆满的说法。讨论中，我认为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对于河图洛书，对于象数派、图书派不能简单否定。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这些书不是伪书。还有像《礼记》、《管子》、扬雄的《太玄》，都讲到河图洛书。可见，河图洛书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观念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一定要说忽然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这对今天具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古代又普遍存在着河图洛书的观念，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该如何理解呢？我读到不少解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要翻这一场千古公案，一定要有更坚实的证据。再者，简单地否定象数派、图书派也是不行的。当然，他们中间迷信的、烦琐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但历史上不少学者，像汉代的京房、孟喜、郑康成、虞翻，都是研究《周易》的。北宋的陈抟、邵雍、朱熹，都是相信河图洛书的。到清代图书派不盛行了，但是像惠栋、张惠言、焦循这些研究《周易》的著名学者、权威，他们也或多或少受汉代象数派的影响。所以对象数派等不可能一概抹杀。

    二是我们的研究应该尊重、参考前人的成果。比如，清代对易学的研究，像黄宗炎的《易学辨惑》，胡谓的《易图明辨》，三拳两脚便把图书派打倒在地，证明先天太极图既非伏羲所作亦非龙马神龟所负出，而是宋初道士陈抟玩弄的把戏。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证据相当坚实有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然，他们也有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但他们的成果则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公认的。再比如，像陈抟、种放、邵雍等，他们对河图洛书起了什么作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太极图书这些概念是远古就有的呢，还是后人附加的呢？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它在文化学上面有什么意义？怎样进行科学的解释？这些都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研究成果。

    三是要科学地评价《周易》。《周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包含着深刻的智慧、丰富的内容。但是《周易》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是人类早期的一部作品。《周易》成书的时代众说纷纭，但至少是文明早期的作品，它固然表现了深刻的智慧，但和占卜联系在一起，又有迷信的外衣，再加上后人的附会、后人的臆测、后人的伪造，就更为复杂。所以，这部书既有精华（这是非常明显的），也有糟粕。我们使用《周易》，研究《周易》一定要用一种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一定要有科学的头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伪书、伪说，不要随意进行主观臆测。读古书有时会食古不化，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成了古人的俘虏。我想特别是研究《周易》、河图洛书，本来它的内容精深玄奥，又带有迷信成份，就更应该小心。我们要防止把《周易》研究庸俗化，要排除它的迷信成份，排除它的神秘性的东西，不要把它与算命、打卦、看相、测字这一类混为一谈。如果这样，就不是研究《周易》，不是继承《周易》，而是糟踏了《周易》，糟踏了民族文化。现在社会上研究《周易》的人很多，但是有少数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看到许多学者把《周易》的研究跟现代科学衔接起来，运用现代科学以解释《周易》。这些解释能否成立，是否已经得到确证，可以讨论，但这种态度，这个路子是对的，应该坚持。

三、河洛文化的内涵

    河洛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根深蒂固，包括各个领域。首先，从远古的发掘和传说方面来说，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起，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商、周的遗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二里头的新发现可和炎黄时代相系，这是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线索。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黄陵（一说是河南灵宝）是黄帝的墓葬。一个在河洛之东，一个在河洛之西，中间就是黄帝活动的地区，这是显然的。炎帝也在这儿活动，炎帝的出生地离这儿不远，在湖北的随州。夏、商、周均在这里定都，《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反映了河洛地区是夏商周先辈们活动的中心地区。稍稍往后，说到《诗经》，这是我们中国诗歌的始祖。《诗经》中很多篇产生于河洛地区。如果做一下《诗经》地望的统计，河洛地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国风》中著名的郑、卫之风当然是河南的作品。“二南”（周南、召南）中可能很多也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再往后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格局有了一个大的变动，除了河洛地区以外，周围地区的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东边是齐鲁，孔夫子的地方；南边是楚文化，灿烂辉煌；西边是秦陇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北方是燕赵文化、晋文化。就是这时，处在中心的河洛文化仍然处于文化前列的地位。道家文化产生在这里，老子就是在洛阳管理图书的，《道德经》可能也是在这里写成的。法家创始人韩非是韩国公子，本地人。纵横家中的鬼谷子、孙膑、庞涓以及苏秦、张仪都在这里活动，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杰地灵。尽管文化格局有了大的变动，它在百家争鸣中却继续充满了活力，继续在发展。其次，在秦汉以后，河洛文化仍然是充满光辉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汉唐以下的文化遗产，包括地下的遗存、地面的遗存，寺庙建筑、古墓葬、古城址、古器物、碑刻、壁画等，在河洛地区不可胜数。洛阳有座古墓博物馆，不仅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洛阳集中有唐代墓志铭在5000块以上。这样多的墓志铭可以填补历史上记载的许多空白，因为很多史书记载或者是不很详细，或者是不很准确的。至于古器物，像陶器、瓷器、青铜器、唐三彩等，更为丰富。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汉学，一个是宋学。这两个学派都跟河洛地区有很大的关系。汉学指汉朝特别是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这一批人，这些学者的活动地区就在洛阳。都城洛阳当时的太学生最多时达到30000多人。汉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他们的经学研究一直成为后世的经典。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二程（程颐、程颢）就是洛阳人。所谓濂、洛、关、闽、洛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宋代理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文化传统、对塑造中国民族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如何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只是说明汉学和宋学两大学派跟河洛地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河洛地区孕育了、产生了这两大学派。

    第三个方面，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讲，河洛地区也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一部文学史，如果除开河洛地区，那就黯然失色。前面说过，《诗经》的许多篇章都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到了汉代，贾谊、枚乘，以至汉末的蔡邕、曹植，这些文学家都在河洛活动，这里还有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张衡。曹植的《洛神赋》是在洛水写成的。河南巩义有个竹林镇，“竹林七贤”好像也应该是在这一带活动。晋代左思作《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到了唐代，众多的诗歌大师、文学大师都出在河洛地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杜甫是巩县人，韩愈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孟县，元稹、刘禹锡是洛阳人。白居易虽然不是洛阳人，但是他的墓在洛阳，洛阳的香山寺是他建的，所以又名白香山。李贺是宜阳人，李商隐是沁阳人，画家吴道子是禹县人。在河洛地区，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不算长的时期之内出这么多的名人？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史学方面，像班固、班彪，他们是扶风人，但是在洛阳修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洛阳写的，原稿曾在洛阳存放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像修《后汉书》的范晔，修《南史》、《北史》的李延寿，续汉书的司马彪、宋祁，修《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薛居正等，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河洛地区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以及绘画艺术都称得上大家辈出。

    第四个方面，从宗教方面来讲，河洛地区也很丰富，很有特色。中国最早的白马寺，是迦叶摩腾、竺法兰讲经的地方，白马驮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鲁殿灵光，岿然独存。龙门石窟更是佛教的三大艺术圣地之一，巩县石窟也达到很高的水平。还有全国闻名的少林寺，也在这里。《洛阳伽兰记》上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的寺庙，一共有1300处之多。洛阳是佛教的文化中心，著名的高僧玄奘就是偃师人。

    从上述可见，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建筑、民风习俗等诸多方面。我们真可以写一部河洛文化史，从一个地区比较集中地考察我们中华文明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会起重大作用。

四、河洛文化的衰落

    北宋以后，河洛文化中衰。为什么衰落？有学者提出三个原因：第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斗争，辽金的统治造成河洛文化的衰落；第二，水耕农业代替了旱耕农业，南方经济上去了，经济中心南迁，河洛经济衰落了；第三，理学的束缚。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主要的。南方经济的发达，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带动文化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的南移比较早，中唐以后，实际上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河洛地区。但文化重心的南移，还晚了一段时间。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河洛地区逐渐在文化上失去了中心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经济支持，没有经济的支持，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对文化造成不利影响，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河洛文化的衰落是由于辽、金、元的统治，那么，西晋以后，“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同样也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统治河洛（统治了几百年），河洛文化为什么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呢！像巩县石窟、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候修造的。特别是到了唐代，很快就复兴了，达到了更辉煌的高峰。可见，游牧民族进入不会导致文化的必然衰落，经济衰落才是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另外，理学的兴起，似乎更难解释为河洛文明衰落的原因。理学是否能有那么大的束缚作用，且置之不论。我想，理学虽然是在河洛地区产生的，但是它的成熟、发展则是全国性的。除了濂、洛、关、闽四个地区以外，又有江西的陆象山，浙江的王阳明，广东的陈白沙，湖南的张棫这样一些人。宋明理学遍布全国，并不是河洛地区一个地方所独有。理学的南移，通过杨时、蔡元定、朱熹传到福建，恰恰造成了福建文化的振兴。同样是理学，为什么在河洛地区起到束缚阻碍作用，而到福建反而起到振兴作用呢？再如，明清时代，文化的发达地区是江浙，而江浙恰恰是理学盛行的地方。王阳明是浙江人，泰州学派是在江苏。所以，用理学束缚来解释河洛文化的中衰是不容易说通的。

（摘自《寻根》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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