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

朱绍侯

　　河洛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声望的日益提高，海外华人华侨也都扬眉吐气，掀起了寻根访祖的热潮。在此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头的河洛文化备受关注，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为了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现就如何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谈几点意见。 　

　　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进互动 

　　河洛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并不是几个人、几个单位所能承担的研究课题，必须有众多的研究人员参加，而且要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进互动，方能奏效。所谓综合研究，就是对河洛文化要进行总体、全方位的研究，如对河洛文化史的研究、对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对比研究等等。但综合研究也可以是某一方面的总体研究，如对河洛区域的族姓研究、学术思想研究、科学发展状态的研究等等。所谓专题研究，就是对河洛文化中某一个或几个课题的研究。专题研究也有大小之分，大的专题有时与一个方面的综合研究相一致。小的专题研究是指对河洛文化中的一个小课题的研究，如对族姓文化中某一姓氏、某个人物的研究，对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技术中的某一方面的成就的研究等等。一般来说，综合研究是从总体上探讨河洛文化的成就、价值、地位和作用，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比较准确地、系统全面地评价河洛文化，但光有综合研究，就很难深入，有时甚至会出现盲点和硬伤。专题研究的优点是对河洛文化中的具体问题可以研究得较为深透，但缺点是不能从总体、全面的视角把握所研究的问题，容易拔高自己所研究问题的价值和作用，出现与河洛文化总体形势脱节的情况。所以，河洛文化的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要并进互动。每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搞综合研究的人对具体问题难以深入，搞专题研究的人又难于对河洛文化作总体、全面的探讨，因此，就需要综合与专题研究两支队伍同时并进。与此同时，这两支队伍还要有互动的观念，即搞综合研究的人要注意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专题研究者也要注意吸收综合研究的成果，互相采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推动河洛文化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河洛文化，其中许多都是老课题，有的已经研究了两三千年。因此，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避免再走弯路。如神秘而又代表河洛文化智慧的《河图》、《洛书》及《易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易经·系辞上》、《论语》、《竹书纪年》等古籍都提到过。汉代出现了第一次研究《河图》、《洛书》及《易经》的高潮，并出现了一个象数派研究群体；魏晋时期出现第二次研究高潮，产生了一个义理派；宋代又从象数派中分化出图书派；清代考据学盛行，又出现一股否定《河图》、《洛书》的潮流。我们对于这几大学派，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要综合吸收各派的研究成果。戴逸先生有句名言：“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成果。”研究《河图》、《洛书》如此，研究河洛文化其他课题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研究河洛文化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海外华人、华裔文化寻根（含族姓寻根）服务。由于有此目的，河洛文化研究者在有意无意中，难免拔高其成就和贡献，甚至把糟粕当作精华来阐释，这就需要警惕，研究者要注意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要知道，河洛文化毕竟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如儒、道、法、墨各家学派，虽然各有其精华，同时也存在有糟粕。又如两汉经学，从其主旨来说，是宣扬儒家的仁政德治、人本思想、伦理道德和大一统观念，这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在谶纬迷信笼罩下的今文经学是为专制君主政权服务的，就是古文经学也跳不出这个窠臼。再如宋明理学，在批判地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家思想，从本体论上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哲理性，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中的辩证思想，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论，对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促进自然科学发展亦有积极意义，但宋明理学的糟粕也是明显的，如“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就是要穷苦人民抛弃一切欲望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只有除去了封建性糟粕，河洛文化的精华才能发扬光大。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旅游事业也兴盛起来，而名胜古迹则是最有吸引力的景点，于是河洛文化也就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有的地方利用得非常成功，如洛阳王城公园在一块巨石上刻上《河图》、《洛书》图案，供游人瞻仰，很多游人在图案下摄影留念。再如开封，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建了清明上河园，再现了宋代汴京的盛况。有的地方开放了名人故居、名人陵墓，有些地方把传说遗迹也利用起来，成为招揽游人的景点，这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从研究河洛文化的角度讲，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应该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把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当成历史人物来研究、来宣传。有的虽然确实是历史人物，然而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她）的家乡籍贯，我们也不能根据某地有他（她）的传说遗迹，就轻率地下结论确定其为某地人。作为一位河洛文化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研究姓氏文化三忌 　

　　研究河洛文化，姓氏文化是重点课题之一。随着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高潮的到来，国内也掀起了姓氏文化研究热潮。由于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的主要姓氏源于河洛地区，河南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姓氏文化的热潮，特别是对于林、郑、陈、张、杨、谢、叶等姓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给海外华人、华裔及港、澳、台胞寻根访祖创造了方便条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姓氏文化研究的三忌。 　　
　　一忌狭隘地方主义。在族姓研究中，一般要寻两个根：一是寻得姓始祖之根；二是寻郡望或望族之根。对于一些著名的望族来说，其得姓始祖之根，郡望所在地，包括其县籍，历史记载一清二楚。如谢氏以国为姓，封国在今河南汝阳谢城，著名郡望为陈郡谢氏，郡治在今河南淮阳，其县籍在今河南太康。其他如弘农杨氏、荥阳郑氏等名门望族，其得姓祖根及郡治姓氏文化、乃至县籍所在地都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族姓研究中，个别地方由于狭隘地方主义作祟，有的只提得姓祖根而不提郡望，有的只提郡望而不提望族的县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的甚至强拉名人入籍，如老子的故里，《史记·老子列传》记的明明白白为“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现在又有人提出异说。这种情形多半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在作怪，是族姓研究中的大忌。 　　

　　二忌强下结论。研究姓氏文化，必然涉及到名人故里及陵墓等遗迹，这类问题更为复杂。如墨子故里，古书只说墨子为宋人或鲁人。宋应指河南商丘，但商丘找不到墨子任何遗迹。而鲁有东鲁、西鲁之分，东鲁应指山东曲阜，在曲阜同样找不到墨子遗迹，倒是在山东滕州找到墨子的珠丝马迹，因此有人就主张墨子故里在滕州。西鲁指河南鲁山，在鲁山也有一些墨子的遗迹和传说，所以有人就说墨子是鲁山人。滕州和鲁山都开过墨子故里学术研讨会，而且都确认研讨会所在地为墨子故里。秉公而论，现在就强下结论确认某地为墨子故里，证据都嫌不足。因为细读历史文献，滕州、鲁山两说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这就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历史上类似这样疑不能定的问题还很多，都不应该在论据不足的情况下强下结论。 　

　　三忌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些名人的故居、郡望史书记载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才出现了问题。如济阳蔡氏，按济阳郡治本在今河南兰考，但蔡氏的故居却划归民权。还有庄子故里，史书记载庄子为蒙人，漆园原属蒙县，按现在的区划蒙县属河南民权，而漆园却划归山东曹县，于是就出现了庄子故里民权与曹县之争。再如颛顼、帝喾二帝陵，史书记载在濮阳，实际现在划归内黄。山东也有个很典型例子，即琅琊王氏与琅琊颜氏，从史书看两大姓同属一郡，但现在琅琊王氏故居在山东临沂市，而琅琊颜氏故居却在山东费县。如不了解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来源： 2004年12月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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