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上海”就是洛阳

——考古专家方孝廉谈大运河与洛阳商业

　　“现在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理解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大运河这条‘水路’对隋唐时期的洛阳意味着什么！”昨日，曾参与通济渠考古挖掘、在国内率先提出洛河市区段就是古通济渠的市文物队考古专家方孝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道。

　　大运河使洛阳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市

　　如果说上海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物资集散地，那么，隋唐时期的“上海”就是洛阳。

　　大运河的出现，当然不是统治者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东晋南朝以降，江南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贸易的发达，使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起来。

　　而中原、关中由于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京都长安，供应更感匮缺。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粮北运问题，控制富庶的江南以及便利东北对高丽的用兵，就显得迫在眉睫。

　　一个叫宇文恺的人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宇文恺是隋朝将作大匠，是大运河的总设计师。

　　如何让东方、南方来的粮食、货物直接送到城内？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宇文恺在现在的洛河河道上，征用百余万人开凿了著名的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随后，隋炀帝又开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

　　至此，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动脉，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就建立起来了。这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达涿郡、南至余杭，总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正式形成。

　　在隋唐时期，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北宋时期，洛阳是大运河的西端终点。大运河不仅使洛阳的工商业、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也使得洛阳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

　　洛阳成为商道枢纽

　　其实早在大运河开通之前，洛阳就已经是全国的商业中心。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曾将全国数万家大商人、大老板迁徙到洛阳居住。

　　大运河一开通，洛阳的商业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仅担负着南粮北运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每天来到洛阳运粮的漕船、运送货物的商船、送乘客的游船，“舳舻相继”，以至经常堵塞河道。政府不得不专门设置“都水监”进行管理。

　　从西域运来的玉器、马匹、玻璃制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甚至远达日本、高丽、南洋；从东方运来的大米、布帛、瓷器甚至珍珠等海产品，又从洛阳贩往西域。洛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

　　隋朝起，在洛阳就形成了3个大市场：丰都市、通远市和大通市。其中以丰都市规模最大，有4个里坊，总面积１０余万平方米，集中了120个行业、3000多家商铺；通远市则主要经营土杂产品、瓷器等；即使是规模最小的大通市，也有来自罗马、波斯、突厥的商人穿行其间，往来求利。

　　全盛时期的洛阳商业繁华到何种程度？从两个事例可见一斑。

　　隋末，徐世绩参加翟让起义军，在向翟让的建议中谈道：“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缴截，足以自相资助。”徐世绩意思是说，仅靠打劫洛阳一带的商船，就足以解决起义军的财源。

　　公元694年，西域商人为讨好武则天，出资铸造了“天枢”，立于端门之外，也就在如今的洛阳桥西北角位置。据史料记载，“天枢高105尺，八面，各径５尺，共用铜50万斤、铁330万斤”。如果不是商业发达，仅运送铸“天枢”所需的材料都是不可想象的。

　　不久前，我市在治理瀍河时，在瀍河和洛河的交汇处附近发现了一批被分割成一段段的鹿茸。据专家分析，这极有可能是当时被洪水打翻的商船遗留下的。

　　这只是我市发掘的诸多商业交往的遗存之一。

　　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今洛河河床内发现了南北两道石砌河堤，河堤东西残长800余米，堤宽2米至3米，该河堤初建于唐代。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隋唐洛阳城东城之北发现了含嘉仓遗址。2005年，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又在今瀍河东岸的马坡村西南部，发现了隋代的回洛仓遗址。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的主要物资则是粮食。

　　（作者 孟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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