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自古以来商业贸易就十分繁荣。”近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我市文史专家徐金星先生开言第一句便如此讲道。
徐金星先生说,在洛阳这片于商极利的沃土上,数千年来曾出现一批批驰名华夏的大商人。他们不仅经商手段各有其妙,这些古代“商业巨子”演绎的一个个或睿智或精彩的商业故事更是让后人久久回味——
“商圣”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洛阳人,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然后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他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理论概括为四字:智、勇、仁、强。即经商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
即使成了巨富,他也是把钱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自己的生活却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报”,常常“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白圭的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真宗封其为“商圣”。
秦相吕不韦。吕不韦不是洛阳人,但他封相后,在洛阳便有十万户的食邑。吕不韦经商时,对商品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而在赵国发现秦质子异人并认为其“奇货可居”后,吕不韦做成了一笔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生意:他以自己的财富帮助异人回国并登上帝位,而收获的是拜相秦国,权倾一时,并以经商之术管理国家,壮大了秦国统一中国的经济政治基础。后吕不韦官势显赫时,在洛阳便有十万户的食邑。
至今,吕不韦“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国之主其倍无数”的话仍让众多投资者念念不忘,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人。
远程贩运是古代商贾们惯常采用的另一经营手段。历史上著名的“弦高犒秦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今洛阳偃师境内:公元前627年,秦出兵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去洛阳贩牛至滑国(今河南偃师境内),道遇秦师。机敏的弦高一边派人速回国告知秦袭郑,同时自称郑国使臣,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以为袭郑密泄,撤军还秦。一个富商以一己之力避免了祖国的一场灭顶之灾,可谓是千年前的“爱国商人”了。
西汉武帝时代洛阳巨商师史的主业也是长途贩运。史载其“转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师史拥有数以百计的运输车辆,到各大都市和诸候国去搞贩运,积累的财富达到“七千万”。而且他在齐、秦、楚、赵等各郡国都城,设店列肆,包括了各行业,称“洛阳街”。
活跃在古代洛阳的大商人中,不乏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红顶商人”。史载,北魏大宦官刘腾掌权后,身在洛阳这一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的他,凭着便利的交通,大肆从事商业活动。刘腾商人气息极浓:凡公私之事请托者,只重财物不计其他。他至各地经商,“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每年利息数以万计,富甲一国。
古代活跃在河洛大地上的这些成功的商人,不仅善于经营并积累财富,更是“富好行其德”,将义理与德操置于金钱之上,留芳至今。
“管鲍之交”是我国著名的成语故事,其中的主角管仲与鲍叔牙在洛阳就曾留下了一段故事,这也是今洛阳白马寺镇分金沟村名称的由来。
春秋时期,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洛邑,吸引各诸侯国富商大贾前来经商。管、鲍在到齐国为官前就在洛邑合伙经商。经营获利后,两人来到洛邑东郊一个偏僻壕沟里休息,商量分了经商的本利。鲍叔牙坚持将三分之二分给了管仲:一来他认为所以盈利管仲功劳较大,二来管仲困顿,可以以此安顿老母后放心从政。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沟边的村庄取名“分金沟”。
“居官为卿相,居家则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这位祖籍河南的大商人,更是以其在经商中表现出的德行受到后人久久称赞。
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一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即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同时,他还乐于以自己成熟的商业理论帮助他人致富。相传范蠡携西施离开山东定陶县后,曾由黄河而入洛水,定居于山川秀美的今洛宁县一带。西施传授当地人纺织技术,范蠡则传授经商经验,使当地得以富庶。后二人又沿洛河而上,来到卢氏县莘川村、苏村一带,经营收购转运生意,当地人渐渐得以致富。为了感谢陶朱公范蠡,人们把莘川村改名“范蠡村”,将临近的洛宁县一个村子命名为“西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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