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自然之“道”及其价值透视

陈大明

　　“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的合理内核和老子学说的本质所在。

　　在《道德经》中，通过对这一主旨的反复论证，老子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自然之“道”。老子的人生，走的是这条自然之“道”；老子的著作，经历的是这条自然之“道”。老子在其学说中弘扬的这条自然之“道”，终将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共同奉行的天下“大道”。老子自然之“道”所蕴含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价值正日益为人们所看重。让我们再一次走近老子，走近老子学说，体味老子自然之“道”的无穷奥妙。

一?

　　老子是鹿邑古代诞生的一位伟大乡贤，被人们恭恭敬敬地尊为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在互联网时代的点击率中，在当代西方，老子及其《道德经》的点击率己经超过了《圣经》。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别有心得地引述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以表达一个发达大国总统的治国见解，也算是一种“古为今用”吧。世界 500强企业，雄视一方，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它们中的不少老总，在言及成功之道时，不约而同地称赞老子及《道德经》对其思维方法、管理方式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评选中，中国的老子名列榜首，且受到东西方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人们的普遍推崇和尊敬。“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上善若水”……在老子离世两千多年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学老、研老、解老热的再度兴起。 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的频频面世，展现在亿万人们面前一个真实可亲的老子形象，同时也使人们更深刻地领悟了老子思想的巨大穿透力的影响力。?

　　老子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就在于他无论生前、身后，无论他本人抑或他的弟子，都没有刻意要留下什么。在老子被唐代皇帝尊奉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前，老子的结局是在西出函谷关的途中，受关令尹喜之邀著书五千言，言道德之意而去，去了哪里，连以毕生精力写出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未弄清楚，只得含糊其辞的认为老子“不知所终”了。于是，在老子的家乡河南省鹿邑县便有了老子升仙台。便有了老子骑青牛成仙的美好传说：于是，在《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的传世之作里，便有了作为神的太上老君。他那个神奇的炼丹炉令不少人心向往之，幻想有朝一日吞食金丹，好长生不老，白日飞升。当然，也炼出了孙吾空的火眼金睛，能穿透妖雾，洞若观火，辩别人妖、真伪，真个令人神往不已。老子的不朽，突出表现在他具有双重身份，在他的乡亲、弟子和道家学派者眼里，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有七情六欲，有人生追求，有著述名世和传世，他的思想穿过时空隧道，长久地影响和启发着全人类；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道教徒心目中，老子是一尊神，他羽化登仙，虚无飘渺，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无为而无不为为宗旨，佑护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无论是人，抑或是神，都充分展示着老子的不朽。?

　　老子是伟大的。这种伟大之说，不是封建时代宗法制的皇权崇拜盛行时人们三叩九拜被迫山呼“万岁、万万岁”所表达的“伟大”，而是自自然然、实实在在的伟大。伟大出于平凡，在老子那里体现得最为充分。老子是以思想的力量显示其伟大的，论官职，他是周王朝的一位文官，相当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若按现今流行的多以“家”命名的习惯，他也是周朝天子、各级官吏抑或老百姓都知道的图书管理专家。柱下史的官职，并没有使他在仕途上显赫，他同时或以后的帝王将相都落个“荒冢一堆草没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下场，人们早己不知其姓甚名谁了，至于他们的文治武功也都成过眼烟云。而老子则不同，他不求闻达于诸候，不象他的学生孔子那样奔走天下，游说诸国，他倒是发挥了柱下史的优势，既冷眼观察周王朝的兴衰替代、君王臣民的悲欢离合，又遍览文史资料，埋头攻读，积累知识，为我所用。《道德经》中所表达的深邃的见解，老子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多视角、多侧面的体悟，无不隐含着一种强烈的内在力量，人们无论从哪个方面解读，均能受到启发，获得教益。所以，老子才有那么多的信仰者，老子思想才被那么多的政要、企业家抑或平民百姓奉为圭臬；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驶进21世纪时，人们在满怀信心的展望未来时，也饶有兴趣地回过头来，定格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定位在河南省鹿邑县这片古老而又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土地上，学习老子，研究老子，解读老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活着时，乡亲们只知道他学识渊博，身康体健，处世自然，为人忠厚，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孔子曾经多次向他老人家问礼，甚至在行年50多岁时又一次不顾车马劳顿，拜见老子。虽然老子说话很直，批评了孔子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孔子口服心服，仍盛赞老子“犹龙”。这是一位文化巨人对另一位文化巨人、大智慧者的礼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之赞。一个奇特的、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老子身后却声名日隆，无论贵有天下的皇帝，还是崇拜他、研究他的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知道河南鹿邑的这位老子。不少洋人，更是不远万里来鹿邑拜谒老子。这种文化现象太令人感慨万千了。在自自然然中不事张扬，在不经雕琢中显示伟大，正是老子的伟大之处。

二

　　老子及其《道德经》一直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这种传奇色彩，在老子思想、道家学说的研究史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道德经》的面世，便具浓厚的传奇色彩。若不是关令尹喜崇拜老子，仰观天象，发现紫气自东而来，将有贵人降临，赶紧洒扫庭院，恭迎骑青牛跚跚而至的老子；若不是尹喜盛情邀请老子在函谷关停留，将自己的学说写出来，传下去，便就没有了《道德经》，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道家、道教更无从谈起，天下第一大姓的李姓也不会对老子这位李姓大名人如此津津乐道。由于函谷关，由于关令尹喜，这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令人惊奇的是，一生厌恶战争，反对征战，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的老子，竟然在作为世代军事要塞的天下第一关函谷关“言道德之意”，在那个兵戈时举，民不聊生的年代，这种巧合而太耐人寻味了。老子在函谷关停留7个月，出关之后，曾经在陕西周至讲学，现今人们较为通行的看法是他老人家故于扶风并葬在那里，至今人们仍在纪念他，故太史公的“不知所终”之论，似不太确切。老子《道德经》的经历，显得更为奇特，它似乎是逐渐露出自己的真实内容，不断给人以惊喜，不断提供更新的研究资料的。到了20世纪下半叶，似乎每隔20多年，在考古发掘上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并伴随着这个惊人发现而使老子和老子思想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使人们对老子思想、道家学说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20世纪的1973年，随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帛书（（老子》问世，人们惊奇地发现，与通行本《道德经》道经在上，德经在下迥然不同，帛书《老子》乃德经在上，道经在下，且分甲、乙两本，并有一些文字上的差异，但不是太大。20世纪的1993年，随着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发掘，楚简《老子》问世，人们更为惊奇地发现，与通行本《道德经》和帛书《老子》更为迥异的，是楚简《老子》作为一个基本完整的手抄本，注意，这里说“基本完整”是因为也有学者认为楚简《老子》是一个节选本，或因为墓被盗过，已经不太完整。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它出自战国楚墓，老子是春秋时期人，楚墓中的典籍自然最接近老子思想，即使己经不太完整，但其研究价值仍是巨大的，在老子和老子思想的研究史上，它的第一手资料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笔者也不否认，再过若干年，随着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面世，人们对老子和老子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将更加全面、准确，但此前，必须以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研究老子和老子思想。况且，海内外老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认定湖

　　北荆门郭店楚墓包括老子学说在内的诸种典籍的出土意义非凡，将导致中国先秦的学术思想史重写。郭店楚墓的出土资料显示，楚简  《老子》并无明显的道经、德经之分，也没有洋洋5000言，而是按竹简的不同形制，分为三篇，40章， 2000字。这一发现在中外老学界引起的轰动是不难想见的，带来的疑问也是诸多的。于是，注家峰起，读者如潮，很快形成研究热潮，且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综观诸多研究成果，尽管各说兼具，论点纷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外老学研究者都认为楚简《老子》约成书于春秋时期，作者是河南省鹿邑县的老聃无疑，该书的内容最接近于老子思想原貌。?

　　综观楚简、帛书《老子》和通行本《道德经》不难见出，老子思想博大精深，立意高远，他所阐释的人道、治道、天道及诸种德行观念，正超越时空，产生着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楚简《老子》，还是帛书《老子》，抑或通行本《道德经》，均贯穿着这一思想。人道守中。通过道德修身养成持守度的养生之道和处世之道。“守中”便是后人发挥的“中正平和之道”和“中庸之道”，而“中庸”并非浅薄之人视为的“和稀泥”，而是追求养生与处世的“适度”。适度了，便能身康体健，延年益寿；适度了，便能协调好关系，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形成人际关系的一团和气，而和气便能致祥，样和之象便是“人道守中”的必然结果。治道无为。通过“无为”而达于“无不为”，进入“无为而治”的理想治理境界。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恒无为”，他认为“道恒无为”，这里的“，恒”，古音在“geng”与“gen”之间，会意字，表示月之上弦、下弦，引申为对立统一之“无为”，亦即“无为而无不为”。他所提供的如何才能“恒无为”的答案，形成了系统而又完整的治国之道，并经他的学生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发挥，具化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义、礼、智、信”等封建伦理纲常，成为宗法制社会的思想基础，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当然，孔子的这种具化与老子的本意有不合之处，故而才有儒道之分，才有后来有人所论定的儒道异途甚至思想相抵悟。天道自然。通过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老子独具慧眼，独有心得，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著名命题，开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先河。

　　“道”是内在于大化宇宙、人类社会中的客观规律，是超经验的、形而上的东西。这种客观规律不违逆，不妄作，实实在在地遵从大化宇宙、人类社会本来的样子，并在这种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世道变迁的遵从中充实自身，提高自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发挥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用。故而老子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人身为万物之灵，来自于万物，又必须效法万物，与万物和谐相处。并最终归化于万物之中，惟如此，才能实现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合乎大化宇宙自然演化的“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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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家，  《道德经》全书未明言“人性”，但字里行间处处张扬着“人性”。老子是从考虑人的生存状态、未来发展入手构筑他的理念框架的。他的思想的穿透力和深邃性在《道德经》的思辩框架内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以“人道”为出发点所阐释的“治道”、“天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直今仍不断启示着人们。

三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面对大动荡的年代，他力图置身于社会大变动的激流旋涡之外，冷静地思考宇宙人生，任凭自己的思想在天地古今之间遨游，从而讲出了一番关于“道”和“德”的“玄之又玄”的哲理。正因如此老子的思想既含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又具有较高的思辩色彩。这一特色融会进《道德经》中，便使它在先秦诸子的诸多著作中，成为一部奇书。《道德经》是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生态学思想、养生学思想、治国之道思想先河的哲理诗，是人类生命活力的颂歌，是中国一位智慧巨人对宇宙、人生、社会、政治、军事认知的哲学格言，是中国文化的大宝藏，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灿烂的日出。五千精妙，博大精深，从宇宙到人生，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到政治，无数个层面上的东西都囊括其中，布列得井井有序。老子的思想似乎高悬太空，实则立足人世，貌似虚静，却满溢关爱之情；倡“无为”，结果是“无不为”；言守静，实则“制动”；甘“居后”，反而“占先”；无为清静其外，有为积极其内。《道德经》充满智慧之爱，闪烁智慧之美，它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普天下的芸芸众生探究了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概括起来，《道德经》有三大内容，即谈宇宙、谈人生、谈政治。在老子思想中，首要的是他的宇宙观，这是其政治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老子思想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一次把“道”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并予以系统的论证。“道”本来是一个极普通的概念，原初意义是人们走的道路，后来人们又把它作为自然运动或人类运动的规律，如“天道”、“人道”、“治道”。只有在《道德经》一书中，才把“道”提炼、抽象为宇宙人生的最高范畴。据统计，在《道德经》五千余言中，“道”字就出现了74次，可见对“道”之重视。《道德经》又把“道”称之为“天地之始”、“众妙之门”、“万物之宗”，赋予了最崇高的意义。那么，被老子所遵崇、所景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在老子看来，这个问题却是难以回答的。《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认为“道”如果说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辩证统一的道；  “名”如果叫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辩证统一的名。尽管“道”无法用语言表达，但老子还是对“道”作了各种描述和说明，这些描述和说明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道”的特点与内涵。?

　　第一，“道”不同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不具有可感知的物象，是一种叫做“惚恍”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德经》第14章）。因此，“道”是超经验世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道”又可以称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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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虽是超经验世界的存在，但“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第21章），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一样具有实在性，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并非绝对的虚无。“道”之为“无”，实际上是相对于“物”之为“有”而言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只把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看做是“有”的话，那么作为非经验世界的“道”只能被看做是“无”。“道”与万物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不能相等同、相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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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正因为“道”不同于万物，是与“有”相对立的“无”，因此它能成为宇宙根本，成为万物得以衍生的本源和赖以存在的根据。在老子看来，万物首先由“道”所衍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都以具体事物的形式存在，而具体事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道”最初处于一种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然后由一而二，分阴分阳，阴阳参合，衍生万物。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矛盾运动的产物。老子还认为，万物必须以“道”为存在的根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则以自己的自然而然的存在为法则。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遵道而贵德的。道的遵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由此可见，超经验世界的“道”比之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必须依赖于超经验世界的“道”。?

　　第四，由于“道”是万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赖以存在的根据，因此“道”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万物则是暂时的、有限的存在。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经》第6章）。“飘风不终期，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第23章）。虚空的  “道”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是宇宙之母。宇宙之母的门户，也就是天地的根源。它连绵不断地永远存在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反，自然界中的狂风刮不到一早晨，暴雨下不到一整天，即使是造成狂风暴雨的天地，也不能长久存在。至于人的寿命就更不待说了。?

　　第五，道对万物的作用，又有一个周而复始的特点，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16章）。万物运动的这一根本特点，实质上就是道的特性的最好体现，也可说是道对万物的主宰支配的最好体现。?

　　从以上描述和说明中可以看出，老子所讲的“道”。既是哲学意义上的最高本体，又是科学意义上的宇宙本原。由于古代哲学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老子不可能自觉的将两者区分开来。但老子所提出的”道“毕竟为古代中国人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与经验世界不同的超经验世界，把人们的思维引入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因此，所谓的“道”是自然和宇宙的规律，是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一定要顺应宇宙的客观条件，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只有爱护宇宙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类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一旦人类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那么人类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应和惩罚，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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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是《道德经》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与“道”两相对应。老子在提出“道”的概念并详加论证后又两相对应的提出“德”的概念，自有其一番用意。他在春秋末期探讨天地之先的世界本原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他用“道”取代了“天”或“帝”的在先性和权威地位，确立了一个新的自然、无为的“天道”。此自然之“道”不仅是世界的始源，而且是天地万物所赖以存在的根据、本性。老子将此本性称之为“德”，他认为，“道”是本原世界，“德”是现实的世界，“德”就是“道”的现实形式。亦即“道”是本质的善，“德”是现实的善，“德”就是“道”的本质的善的实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德经》第21章)。“孔”的意思是大，以形容“德”。“德”乃是物所得于“道”者，“道”寓于万物之中，其体现和作用就是“德”。《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韩非子•解老》篇云：“德者，内也”，“德者，道之功”。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云：“德者，得也。”“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有形之物得到了“道”，或者说，“道”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就是“德”。“道”因“德”而体现和作用，苏辙《老子解》云“道无形也，及其运而为德，则有容矣。”“容”即德之容态、道之体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谓道与德的关系是统一的。这里使人自然想起康德关于道德的绝对令律的概念，他说：“头上星空灿烂，道德律在我心中”。道德之所以是人类的心灵中的绝对令律，就在于道德完全不是出自人类之外的外在的压力与强迫，而是出自人类天性对于仁爱、善良的热烈的执着不懈的需要、渴望、热爱和崇敬。

　　道德经》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产生万物，“德”畜养万物，从而万物莫不有其形，依各种形势而成长、发展。因此，万物都尊崇“道”而珍贵“德”。“道”与“德”虽然生养了万物，但对于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说，“道”与“德”是无为而为的，“道之尊，德之贵”，就在于生养万物而又不对万物加以干涉，顺任万物之自然。因此，万物对“道”、“德”的尊贵也是自然的。?  老子的“德”是一个等差概念，可进一步细分为“上德”与“下德”。“上德”或至德以“道”为其体，以“无”为其用。人们从“道”那儿获得“德”，并通过用“无”以尽其“德”。经由“道”才有其“德”，用其“无”才能厚德载物，堕入“有”则狭隘偏私。如能去其私而无其心，那么四海远近莫不归附；若是突出自己且怀其私，那么亲生骨肉也会变成仇人。?

　　具有最高德性的人或“上德”之人效天法地，其“德”得之于自然，无为无名无形无迹。他们自己无心无执于“德”，其“德”以无为而集，以无虑而安，以无用而固。不为而无所不利，不求而无所不成。“德”合天地却不自以为有“德”，正因为不自以为有“德”才真正有“德”。等到大朴既亏大道己裂之后，人们便有意而为，用心而求，存心而得，于是便有了君子小人之分，便有了善恶好坏之别；有了君子小人和善恶好坏的意识后，略施小惠便以为恩泽无量，稍有微善便觉得大德配天；自以为有“德”，便没有“德”。回头再看看上古大朴未亏的时代，有“道”而无名，有“德”而无心，那种精神境界后世真是望尘莫及，让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无怀代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存心去求而得之，有意去为而成之，则必然施教以化民，立善以治国，施教立善自然就“德”名昭彰。然而，求而得之必有失，为而成之必有败，善名立则不善生，君子成则小人至。无所为才无所偏，无心求才无所失。不能无心无为而存心为之，便属于“下德”，“下德”包括常言所谓“仁义礼智”。“仁义礼智”都是因欲而兴、因求而得的产物。在“下德”之中，又可再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即老子所谓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道德经》第38章）。这三个层次中，“上仁”的人视万物为一体，观天地为一身，没有分别心。因此，他“忘物”、“忘我”，浑然是无为而为。 “上义”的人没有无为的心，又没有仁德的心，凡事都要计较曲直是非，一切作为，都是有所为而为。“上礼”的人往往认为自已对人很有礼貌，但是，一旦遇到别人对他没有回礼的时候，他就不高兴，真恨不得伸出手来，指着对方，强迫对方回礼。以上皆是人类社会中，因为失去“道”以后，而有德、仁、义、礼的发生，这是人类堕落的开始。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38章）。可见，“大道”无形无名无为无欲，虽有盛“德”却不自以为有“德”，等到不能无为无名的时候，就有了对“德”的自我意识，等到“德”开始下衰的时候，就注重博施广济的仁爱；等到仁爱不能博施的时候，就崇尚正直扶持正义；等到正直和正义也做不到的时候，就是得实行礼节和修饰了。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文饰繁则真性蔽，机心重则奸巧生。反而将娴于礼节善于掩饰看成“明达老练”，将逞智斗巧说成有“先见之明”。殊不知，越是用智斗巧，人间就越发变成阴谋的陷阱；越是善于文饰遮掩，人们就越是丧本离真。文饰是失“道”后的虚华，智巧是走向愚昧的开始。所以，老子告诫人们，在行道立德的过程中，应“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无为无欲则人心返淳，事用其诚则民德归厚。?

　　从以上描述和说明中可以看出，老子所讲的“德”是大道在天地万物中的自然表现和流露，是人人可以修而得之的幸福人生的真正保障，是人生和社会的规律。因此，所谓的“德”，是人类的人生观和社会观，道是要顺其自然地与人共处，合乎社会规律地生存。只有返朴归真地复归与婴儿的自然状态，统治者卑谦若谷，百姓们为而不争，然后社会才能正常发展。

　　总之，老子对“道”与“德”的界定与阐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形而上、超经验的高度讲“道”论“德”，谱成千古绝唱。我们在深深钦佩之余，更应高扬尊道贵德旗帜，吸取老子“道”“德”思想精华，为我所用，为今所行，共同推进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民主、文明、繁荣、进步。

四

　　《道德经》一经问世，便注家峰起，不绝如缕。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积两千余年无数个时日，代代有人对老子及其著作进行研究、注释，代代均有心得问世，己属罕见。而老子及其思想先是在中国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有影响，在近几百年间，更超越时空，及于域外，以至于在东南亚、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场研老宣老热潮，此情此景，更属罕见。殊不知，当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公开发布后，美国、日本、德国的老学研究者如获至宝，率先而动，很快便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由此可见，研老注老之风从古迄今，从中国到世界，延续了两千余年，今后还会延续下去。从中也可看出老子其人的伟大和老子思想的渊博与厚重。?

　　老子《道德经》问世后，便立即引起了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学者的注意。老子思想对他同时人的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了。孔子在春秋时代就己小有名气，他当时周游列国，进出君王将相的宫殿，智者也经常去请教他。但等他周游列国皆失败的时候，智者也看不起他的时候，在百思不得其解间，就希望寻找一位智慧比他还高的人，来指点他，帮助他，为他指点迷津。于是当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想到了曾多次请教过的老子；于是，便有了司马迁依史实绘声绘色记述的这么一段：?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予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龙，是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走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生活的，或者是怎么飞的。龙，在《易经•乾卦》中有曰：“进乘六龙以御天。龙德而隐者也。龙德而正中者也。潜龙勿用，飞龙在天 。”真的龙，谁也没有见过，据说它是太昊伏羲取风姓，为团结联合不同部落而专心制作的一种图腾，以用来凝聚人心，供先民们崇拜的。孔子访老子后，以知天命之年发出老子“犹龙”的赞叹，内中包含的寓义太深刻了。无怪乎人们通过楚简《老子》与《论语》的对读，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对孔子的师传痕迹。《论语》的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观点，就是直接自《老子》中换化来的；无怪乎自古迄今，不少学者一再强调，孔子与老子思想高度一致，儒家与道家绝非异途。这种结论的出现，不能说不得益于孔子对老子的多次虚心求教，故而“孔子问礼”一直流传至今（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证）。孔子开杏坛不耻下问风气之先，老子也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了儒家、法家、兵家乃至诸子百家。故而在老子身后，最早对老子研究颇有心得和见地的便是韩非子。韩非以才高而著世，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清人王先谦评曰：“韩非处弱韩危急之时，以宗属疏远，不得进用。目击游说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贼民，恣为暴乱，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国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权力，斩割禁断，肃朝野而谋治安。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繇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核，不与战国文学诸子等。”（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这段评价韩非的文字甚为恰当。它透露出了如下信息；一是韩非才高于世，但不为所用，即人们常说的怀才而不遇；二是韩非与其他诸子一样，生长于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对当世国君、大臣们的所作所为，对游说奸猾之徒的摇唇鼓舌而误国大为不满；三是韩非想为世所用，为治国平天下出一份力。也正因为如此，韩非对老子的学说便情有独钟，专门作《解老》《喻老》而名世。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评说老子著作的文字，开研老注老之先河。且韩非在老学研究上的诸多真知灼见，一直影响到现在。说起来很有意思，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又对老子思想颇有心得，还对法家名家思想深有钻研，这便注定使之成为刑名法术之学的集大成者。综合儒、道、法三家学说，韩非著书10余万言，有人把他的书传至秦国，秦始皇看了赞叹不已，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国因此发兵攻打韩国求韩非，韩非遂使秦。但因同窗李斯嫉贤妒能，下药毒死韩非。可见，韩非乃一大悲剧性人物。韩非虽死，但他的著作在，他的学说为统一的封建君主提供了统治国家的理论基础。故司马迁评价道，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于黄老”。在《史记》编撰中，太史公将韩非与老子编在一起，设《老子韩非列传》，所表达的也是韩非深得老学真传之意。?

　　继承韩非《解老》、《喻老》风气，西汉时的河上公和三国魏时的王弼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影响深远。如果说韩非在老学研究上有开风气之先之功的话，那么，河上公、王弼二人则有规范研老、并颇多独到见解之功。相传河上公是西汉时的著名道家，他活得甚是潇洒，一是无名无姓，在河边结草为庐，亦即搭个茅草庵，靠自食其力生活。因长年居于河边，与滔滔滚滚的大河生活在一起，因此被人称作河上公，司马迁则称之为“河上丈人”。二是不羡名利，不慕宝贵，不恋高位。他生活在汉文帝时代，因汉文帝推崇道家，常派人来他的茅草庵请教《老子》的含义。凭这层关系，若想进身易如反掌，而河上公未想也未做，在潇洒的外表下，河上公对老子及其思想崇拜有加，他精研老子学说，亲作《老子章句》二卷。对此，史籍多有记载。《隋志》：“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旧唐志》：“《老子》二卷，河上公注”。《新唐志》：“《老子道德经》二卷，河上公注”。《宋志》：“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注》一卷”。《释文•叙录》；“《河上公章句》四卷。”可见，河上公作《老子章句》二卷史有记载，实有其事，不是唐刘知几认定的为后人伪托。值得提出的是，将《老子》分为上下两篇、八十一章亦始自河上公，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也是河上公规整老子著作体例，对老学研究的一大贡献。至于河上公的详细生平，后人知道得并不比司马迁多，司马迁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史记•乐毅列传》）王弼是三国魏时的文学家，他祖籍河南焦作。此人年青时便好谈儒道之学，并享有较高的名望。他辞才逸辨，与何晏、夏侯玄等人同开文学清淡风气，亦即几位知己好友，清茶一盏，薄酒一杯，谈天说地，议论时政，颇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味道，其清淡大多围绕儒道之学展开，尤以老子思想、道家观点为最。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  “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万物皆由道而生”。强调，“贵无”而“贱有”，并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认识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思想。以“凡有皆始于天”，肯定名教（有）出于自然（无）。从王弼所阐述的主要观点不难看出，他的确深得老子学说之真谛，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意义上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王弼竞事清淡的另一个特点便是用“援老入儒”的方式，为封建伦理纲常辨护，即以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对于老子，王弼作有《老子注》二卷、《老子略论》一卷、《老子指例略》二卷。其中，《老子注》二卷存，其他两种佚。王弼注老独有风格，钱钟书评之曰：“王弼注本《老子》词气鬯舒，文理最胜，行世亦最广”。并坦言“余初读《老子》，即受王弼注本，龚自珍有《三别好》诗，其意则窃取之矣，亦曰从吾所好尔”（钱钟书《管锥篇，老子王弼注》P401-P403）。考河上公和王弼对老子思想的研究，由于其经历、生活态度、生活环境、结交对象迥然有别，故其研老注老的风格也大异其趣。河上公浪迹江湖，他的注不拘一格，洒脱超然，平易直白，尽量把老子玄之又玄的东西大众化、通俗化，而王弼则讲究义理、对应、文雅；以玄学家的身份研老注老，自然更加玄之又玄，文人气、学术味十足了。故影响所及，河上公开民间通俗研老注老之风气，后人直评河上公注为民间注本。王弼开文人研老注老之风气，后世以学术研究为使命的文人学者在研老注老时，多选王弼注本为底本，因为，这更合文人口味和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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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上公、王弼以降，注老研老渐成风气。纵向观之，几乎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名人名家，抑或政治家，均对老子及其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并悉心研究。择其要者，先秦至六朝，除韩非、河上公、王弼外，还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和《老子注》、谷神子的《道德指归论注》、王羲之的《道德经帖》、葛玄的《老子节解》、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六朝写本残卷》（敦煌庚本）等。初唐至五代，有陆德明的《老子音义》、魏征的《老子治要》、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颜师古的《玄言新记明老部》、陆希声的《道德真经广圣义疏》等。两宋至元代，有王安石的《老子注》、司马光的  《道德真经论》、苏辙的《老子解》、叶梦得的《老子解》、程大昌的《易老通言》、吕祖谦的《音注老子道德经》、林希逸的《老子口义》、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曹道冲的《老子注》、何道全的《老子道德经述注》、陶宗仪的《老子》等。明代有李贽的《老子解》、归有光的《道德经评点》、祝世禄的《老子奇评》、钟惺的《老子文归》、洪应绍的《道德经测》、龚修默的《老子或问》、程以宁的《太上道德宝章翼》、方宇惠的《南宇惠王弼注老子道德经》等。清代有王夫之的《老子衍》、徐永祜的  《道德经集注》、徐大椿的《道德经注》、纪昀的《才子道德经校订》、毕沅的《老子道德经考异》、姚鼐的《老子章义》、潘静观的《道德经妙门约》、严可均的《老子唐本考异》、王念孙的《老子杂志》、魏源的《老子本义》、严复的《老子道德经评点》、孙诒让的《老子札记》、邓延祯的《双砚斋笔记》（卷三）等。民国至现代的有杨树达的《老子古义》、罗振玉的《老子残卷六种》、马叙伦的《老子校话》、陈柱的《老子集训》、王力的《老子研究》、高亨的《老子正诂》、蔡尚思的《老墨哲学人生观》、钱穆的《庄老通辨》、于省吾的《老子新证》、蒋锡昌的《老子校诂》、严灵峰的《老庄研究》、朱谦之的《老子校释》、任继愈的  《老子今译》、罗根泽的《老子选注》、徐复观的《老子的道德思想之成立》、钱钟书的《老子王弼注》、许杭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张松如的《老子校读》、梁启超的《老子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胡适的《老子校》、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南怀瑾的《老子他说》等。以上仅举研老注老中各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从目前各大图书馆所藏及藏书家目录中所有的登录者统计，自古代至当代，从中国到外国，研老注老的著作不下于2000余种，可谓盛况空前了。?

　　在灿若星辰的研老注老队伍中，除文人学者外，也不乏政治家的身影。最为著名的便是御注《道德经》了。贵为天子而研老注老，以其君临天下，身登大宝的视角，自有对《道德经》解读的心得和对老子思想独具的政治价值的领悟。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帝王认真研读过《道德经》，难以确切计数，但在认真研读之余，新自为《道德经》作注的，则有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祖福临。这四位皇帝对《道德经》的理解有其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唐、宋二朝都是佛、道二教大兴的时代，这一时代潮流不可能不反映在唐玄宗和宋微宗的思想和言语中。而众所周知，明太祖是和尚出身，清世祖则有捐弃王位、出家为僧的传说。所以，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佛学言语和佛教思想去理解《道德经》。另一方面，唐玄宗和宋徽宗都是历史上有名的  “文皇帝”，明太祖和清世祖则是开邦建国的“武皇帝”，这种文化素养的不同，必然会反映在“御注”之中。唐王朝自唐玄宗时代开始走向式微，而北宋王朝的转折点也在徽宗时代，也以，历史上对他们二人颇有以文误国、以文失国的说法。可是，明太祖却是有名的“半文盲”；清世祖虽然出身世家，但与久淫中原传统文化的唐玄宗和宋徽宗相比，在文化修养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表现在  《道德经》注疏中，唐、宋二君更近乎学者的方式，且与当时的文化潮流相适应，多在“义理”上下功夫，使本来就很玄妙的《道德经》五千言更加玄虚。相对而言，明、清二君则选择了简明扼要的方式，不仅点到为止，而且多以具体事物作比喻和引申。可见，御注《道德经》，唐玄宗肇其始，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继其后，历四个皇朝，凡千余年。唐玄宗、宋徽宗笔意幽远，发凡深邃，深悟老子思想真谛。明太祖叙及自“本寒微”，由社会底层攀至皇位，所作评析浅显易明，亦不乏牵强附会之辞。清世祖受中原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评析虽不十分精致，亦多有真知灼见。尤其在对老子修身之道、治国之道的体悟上，四位皇帝缘于不同的出身遭际而各有千秋。凡此种种，对现今的政治家亦不无借鉴意义。?

　　研老注老之风气历2000余年，进入21世纪，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课题，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老子，投向了老子的光辉著作《道德经》。继承古人优良传统，在当今时代深入研老注老，深刻把握老子思想中所蕴涵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便成为当代学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尤其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的楚简《老子》出土问世后，这种追求更是形成一种学术大潮，且有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升温之势。其基本标志是当今时代的政治家、专家、学者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道德经》原文，以说明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道理。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话。1945年，他在为党的“七大”作总结时曾说过，《老子》上讲，“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1949年8月，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也引用了《老子》的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建国后，毛泽东仍常读《老子》并评论说：“其中有辩证法”，他在外出视察时，曾指名带上《老子》。1939年，周恩来在浙江绍兴对《战旅》杂志社的曹天凤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国内出现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挥舞起 “制裁”大棒的紧要关头，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就深得老子“谦下贵柔”，以柔弱胜刚强思想之真传。1994年6月24日，江泽民视察泉州，参观清源山老子石像时，留影、题字并指示，要多宣传老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整理好、宣传好，使“三胞”和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魅力。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2000年1月14日，在中纪委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老子名言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胡锦涛上任伊始所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都可见到老子“道法自然”、“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思想和以“无为无不为”为核心的治国之道的巨大影响。当代学人如大陆的庞朴、裘锡圭、李学勤、郭沂、廖名春、姜广辉、邢文、侯才、尹振环、崔仁义、高明、李零等，台湾的丁原植、魏启鹏、张光裕、袁国华、季旭昇、颜世、钅亥、刘信芳等，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的杜维明、陈鼓应、李约瑟、安娜•塞德尔、麦克•斯物瑞曼、韦利、霍尔姆斯•韦尔奇、白一平、韩禄伯、陈荣捷、戴卡琳、麦克•拉法格、鲍则岳、葛瑞汉、高本奴、罗浩、雷敦龢、瓦格纳、弛田知久、岛邦男、金谷治、木村一、大田睛轩、东条一堂、武内义雄等，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老子及其《道德经》抑或新出土的楚简《老子》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既吸取古人研老注老精华，又依最新考古发掘资料深入探讨老子思想的基本内涵，还老子及老子思想以历史真实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五

　　前文己经述及，在20世纪的老子及其思想研究中，每隔20年就育一个考古发掘的新发现而推动老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还人们一个真实可亲的老子形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老子故里在河南鹿邑，《道德经》是老子亲著无疑。对此，国内外的老学研究者均形成了共识，任何关于老子其人、其书以及老子生地的奇谈怪论均系无稽之谈。持这种奇谈怪论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以伪科学的态度对待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要么是出于地域、部门利益盲目地争古人、名人。须知，这样做，正违背了老子顺其自然，“为而不争”的大法则，他老人家九泉有知，也会对此类人的造作妄为嗤之以鼻的！但是，对人们普遍存在的关于老子著作的疑问是需要澄清的。亦即如何看待楚简、帛书《老子》和通行本《道德经》的先后传承和流变？如何看待在这一传承流变过程中由于避皇帝讳、抄手使用简字、假借字或脱漏错讹以及一些“湿不深的”所谓文人学者在整理《道德经》时的恶意窜改？如何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订正桀误，还老子著作本来面目？须知，这对老子思想研究意义重大。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楚简《老子》问世后，不少专家学者己经着手这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有专著发表，如：郭沂博士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廖名春博士的《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崔仁义研究员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尹振环教授的《楚简老子辩析》、韩禄伯（美）教授的《简帛老子研究》等，均代表了当代注释楚简《老子》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因此，有必要概括介绍一下老子著作的传承演变过程，以使人们能够从宏观的纵向视角更为准确地了解老子其人、其书，把握老子思想先要正名，亦即说明老子著作名称的由来。汉景帝以前，老子著作不称经，而按当时以人名命名的习惯称作《老子》，与《庄子》、《墨子》、《韩非子》、《鬼谷子》等称呼同理。汉文帝时的河上公深研老子著作，对其形制作了初步的规整，划分了德、道二经，但仍未称经，这可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为证。帛书《老子》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且甲、乙两本皆采用这种排序。墓中出土的一方木犊记载，墓主软侯利仓之子下葬于公元前168年4月4日，而此时正是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河上公也生活于这一时期，并常向汉文帝的使者传授老子思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的排序，充分证明了河上公对老子著作的整理与排序得到了汉文帝的认可并在上流社会通行。当然，这也与汉初为使民休养生息，奉行黄老之治，终至形成  “文景之治”的大背景有关。《老子》称经始于汉景帝，但未与“道德”两字连用，《道德经》三字连用，当在西京之际。刘向 

　　（约公元前79-6年）完成了将《老子》章节再作调整的工作，其子刘歆这样陈述父亲的工作：?

　　　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巨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此则校理之初，篇章之本者也。但不知删除是何文句，所分章何处为限。中书与向书俱云：二篇则未校之前已有定本参传，称《老子》有八十一章。共云象太阳极之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刘歆的这段陈述透露出如下信息：其一，其父刘向对老子著作作了进一步的规整工作，但删除了什么，究竟是如何编排章节顺序的，刘歆不大清楚。其二，在刘向规整老子著作前，己有道经和德经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根据思想内容和修辞节奏，而是出于阴阳的考虑：双九之积的八十一是一个完满的阳数。出于这种考虑的，通常为道家。其三，河上公的生活年代早于刘向近百年，他在最初确定老子著作排序时，有可能以阴阳之数确定道经德经及其分章。其四，由于汉初大兴黄老之学，河上公后、刘向前的近百年间，或高官旨意，或道者篡修，成了刘向校定老子著作时所看到的体例。其五，与刘向几乎同时代的杨雄（前53-18年）在其《蜀王本纪》中己将老子著作称为《道德经》，同时，将老子著作分为81章并名之为《道德经》约在公元前30年前后。可见，由河上公开其端，刘向继其后，对老子著作进行了“道”、“德”二经的划分和规整，并以《道德经》名之。到了唐朝，老子被李姓唐皇尊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在老子的诞生地河南省鹿邑县东十里大兴土木，修唐皇家庙，以供奉祭祀老子。一时间老子受崇，道家独尊，道教成为国教而大行于世。与此相适应，唐朝皇帝也对老子著作情有独钟，唐玄宗曾几次下旨钦定《老子》的“道”上“德”下篇次及81章的分章（见《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全唐文》卷三十一、《道藏•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并亲自为重新整理编排的《道德经》作注，开御注《道德经》之先河。至此，经西汉河上公、刘向编排校订所形成的老子著作体例得到了皇家认可。为使“道”上“德”下排序晓喻天下，传之久远，唐朝遂以一系列刻石加以宣传确认，诸如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一碑两面刻，全。今在河北易县）、唐开元二十六年易州龙兴观御注道德经幢（八面刻，全。今在河北易县）、唐开元二十七年邢州龙兴观道德经幢（八面刻，残。今在河北刑台县）、唐广明元年泰州道德经幢（八面刻，残。今存江苏镇江焦山）、唐景福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一碑两面刻，今存河北易县）、唐（无年月）陕西周至县楼观台道德经碑（两碑各一面刻，全）。唐人写本残卷也呈“道”上“德”下排序，诸如敦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本，今存英伦图书馆的英伦本，旧存北京图书馆的馆本和法京藏敦煌残卷、中村不折藏敦煌残卷皆如是。既然皇帝发话并亲自作注了，朝廷大臣、文人士子也多以河上本、王弼本为底本研老注老，遂成老学研究中的一种定势沿续至今。所以，在当代的老学研究中，按历史上的称谓习惯，楚简、帛书老子著作称为《老子》，西汉河上公、刘向规整以后流行于世的老子著作称为《道德经》，亦即通行本《道德经》。?

　　弄清了《道德经》名称的由来，还要了解楚简《老子》、帛书《老子》、通行本《道德经》的特点及基本内容。

　　惊人的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楚简《老子》的出土就颇具戏剧性。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发掘并非是遵照一个长远的考古计划，而是因为该墓在近年多次被盗，被迫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当时，水正顺着一个盗洞流入墓中。值得人们庆幸的是，墓虽多次被盗，或许盗墓贼瞄准的是金银财宝，对竹简并不感兴趣，故而随葬的竹简基本完整。《文物》杂志1997年第7期刊载的《发掘简报》详细讨论了墓葬的年代问题，最后认定该墓属于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墓葬在方向、风格和形制上均呈现明显的楚墓特征。墓中所出随葬品的器形及其装饰纹样的艺术主题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末的时代特征，恰好与荆门包山二号墓（前316年）、江陵望山一号墓（前332年）出土的青铜器、瓷器相一致。依墓葬有封土、而葬具又只有一棺一椁，墓主应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级——士；依随葬品中有一个刻有“东宫之师”四字的耳杯，可推测墓主极可能是太子的老师，因为，“东宫”是太子的专称。老师的身份决定了随葬品中没有其它楚墓中常见的日书、占卜记录和遣策，只有竹简组成的一套哲学藏书。大概是墓主自知大限将至，将平素自己喜爱的当世有代表性的典籍整理完毕，并嘱咐家人随他而去，好在九泉之下日日诵习。出土的800余枚竹简中，有730枚简上抄录有文字，《老子》甲、乙、丙三组仅占71枚。专家们将其它竹简整理为十五篇文献，命名如下：1、《太一生水》；2,《缁衣》；3,《鲁穆公问子思》；4,《穷达以时》；5,《五行》；6,《唐虞之道》；7,《忠信之道》8,《成之闻之》；9,《尊德义》；10,《性自命出》；11,《六德》；12-15,《语丛一、二、三、四》。这些情况表明：其一、楚简《老子》出土实有其事，并与其它儒家典籍一道经受了专家们的检验，决非某些人妄言的楚简《老子》系伪作。其二、楚简《老子》是一套基本完整的老子著作，它尽管仅有71简，2000来字，只及通行本《道德经》的三分之一强，但它的每个单元均是围绕一个共同主题论述的。第1、4单元讨论治国之道；第2、3单元关注宇宙论——分析道的规律及其与万物的关系；第5单元瞩目于修身，并兼及长寿、健康之法。这些思想，与帛书《老子》、通行本《道德经》所表达的主题一致，可谓少而精当。其三，楚简《老子》最接近于老子思想原貌，是现能见到的最古老的老子著作。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楚简《老子》的校勘、研读，更确切地弄清老子表述博大精深思想的原始面貌，体味作者的原创动机和写作意向。因为，诚如邹安华先生所言“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基础都是建立在最基本、最浅显、最明了的思想之上的，绝不可能用那些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道理去捉弄人。”（《楚简与帛书老子》）因此，老学界大多认为楚简《老子》乃货真价实、原汁源味的老子原著。其四，楚简《老子》提供了校勘、订正帛书《老子》、通行本《道德经》的准绳和原始依据，这项工作，海内外诸多学者正在进行，并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这批成果的推出，使我们对老子其人的认识更深刻，对老子思想的把握更准确。给人以真实可亲、平易朴实的老子形象，教人以博大精深、涉及广泛、发人深省的老子思想，便是楚简《老子》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近郊小村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一批举世震惊的文物也值得大书特书。出土文献大部分缮写在缣帛上，只有少数著录于竹、木简上，这与当时的书写习惯已从竹、木简过渡到缣帛有关。出土文献内容极其丰富，共计51篇，涉及中医理论与实践、阴阳五行、政治哲学、天文学和占星术，另有地图、图画与图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政治思想、科技思想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老学界引起轰动的是，马王堆出土了两种版本的《老子》，被简称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两本在内容与形式上均有所不同。可见，即使在早期，也有不止一种版本的《老子》并行于世，正如后来的河上公本、严遵本、王弼本并行传世的情形一样，从形式上看，帛书甲本用小篆抄写，小篆是一种汉代废止的古老字体；乙本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这是甲本早于乙本的证据之一。同时，甲本没有避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194年在位）的名讳，乙本则以“国”字取代了“邦”字。但是，乙本没有避惠帝（公元前194—187年在位）和文帝（公元前179—156年）的讳。据此可以断定；甲本抄录于刘邦登基之前，乙本抄录于刘邦在位之时。从内容上看，帛书《老子》与通行本《道德经》相比，它更加严格地格守语法规则，运用了更多的语法虚词，因而其表述也更为精确。总体看来，帛书《老子》与通行本  《道德经》各本迥然不同的有三点：一是帛书本《老子》与通行本一样分为两部分，但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两部分分别自题篇名为《德》与《道》。两种帛书本均以后世多数版本列为第38章的文字开篇，终于第37章。二是帛书《老子》既没有分章，也没有标出章号和章名，通篇文字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老子》甲本第二部分的文字中间频繁出现黑点，其中的一些（但非全部）恰好标注于通行本章节的起始处。三是帛书《老子》与通行本的文字编排顺序大体一致，只有三处不同；在帛书本中，第24章插入第21、22章之间；第40章置于第41、42章之间；第80、81章列于第66、 67章之间。?

　　通行本《道德经》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模样，5000言，81章，上为道经，下为德经。在充分肯定楚简《老子》、帛书《老子》在老子思想研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同样应当充分肯定自河上公以降的通行本《道德经》在老子思想的传承与宣传、研究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人大多看到的、研究的是通行本《道德经》，两千多年来，其中的闪光思想己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其中的名言警句己经成为脍炙人口的行动格言，其中的生命学说已经构成了未知世界里的一座巍峨殿宇。同时，也应注意到，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人们对老子及老子思想的了解也是凭借通行本《道德经》，黑格尔、李约瑟等大家正是从通行本《道德经》中吸取思想营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情形以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的。所以，既不能厚古薄今，以楚简、帛书《老子》而否认通行本（（道德经》的作用与价值；又不能厚今薄古，以通行本《道德经》而否认楚简、帛书《老子》的重要作用及其研究价值。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把楚简、帛书、通行本《老子》放在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中去研读，以最古老的版本为依据，精心校勘，纠正偏误，恢复老子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样，不仅不会贬损老子，反而会更显老子其人的伟大和老子思想的博大。毛泽东当年强调的“古为今用”，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吧！?

六

　　老子该回家了。其实，老子是不愿意离开故乡而西出函谷关远行的。故乡有知冷知热的亲人，故乡有儿时玩耍的伙伴，故乡有列祖列宗的坟茔。李利贞，这位李姓的得姓始祖用那样热切的目光看着老子，用那样的常人所没有的一腔热情庇护着老子。老乾，老子从心底里深深崇敬的父亲，自小就告诫他要刻苦攻读，勤于钻研，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严父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面对着所熟悉的一切，老子实实在在的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这是一方多么美妙的肥田沃土啊。叶陌纵横，河汊交织，鸡犬之声相闻；春种秋收，夏打冬藏，一派自然景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淳朴的乡亲是那样的辛劳，那样的知足。是故乡的隐隐青山，高十余丈，广十余亩，广植树木，葱郁苍翠，在阳光下烟雾缭绕，颇为壮观。故乡近处的涡水，河宽水深，风急浪高，扁舟点点，白帆片片。阴霾四布，则燕鸟翻飞；睛空万里，则柳暗花明。任你心情如何，此处都是抒发心境的极好去处。得志者，可以凭船远眺，弹铗作歌，把酒酹江，抒发壮志；失意者，可以立于岸边，抚今追昔，昂首问天。与之紧挨着的，便是莺舞长林。绵延数里，美不胜收。每逢春暖花开，蜂聚蝶舞之时，长林内莺歌燕舞，万木披绿。飞鸟嬉戏，撞落飞红纷纷。宛然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林中樵话台，是采樵者休息闲谈之处，大有：“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意境。处于黄淮河流域的故乡，沐浴着春秋末年的日出日落。大平原的日出，每每令老子遐思不己；大平原的日落，又激起老子多少世道、人生感悟。涡水滔滔，奔流不息。望着清澈见底的涡水，老子想起了童年的乐趣和儿时的淘气，还有那头大青牛，与老子终日相伴。牧牛场多么阔大啊，那里充满了童年的欢乐、遐想和无穷无尽的眷恋。故乡难舍，故土难离。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以老子这样的大智慧者，怎能苟且偷生于污浊的乱世之中？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摹仿古人，快快乐乐的走归隐的路。或许，来不及向无限敬爱的家人告别；或许，来不及向涡河两岸、赖乡沟畔的乡里乡亲告别；或许，来不及向这一方养育自己的古老土地告别。老子骑上爱骑青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曲仁里。诚如后来的太史谈在《六家要旨》中所论，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观念，“其事易为，其辞难知”。“其事易为”，是说秉要执中，无为而无不为也。“其辞难知”，则谓其辞涵义宏博，非可以一说尽也。故而老子深为自己的高深思想不为世人所理解而烦恼、而遗憾，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至今仍在血管里流淌着的忧国忧民之情，济世济民之心，已经融化在血液里，并随着心脏的搏动而奔流不息。老子有一腔忧患意识，也有对世人不理解的孤独情怀。综观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史乘，最优秀的思想巨人们正是通过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方式，避免了自己去随波逐流和飞黄腾达；他们以一颗超然物外的澹泊心灵来真诚地体验人生、研究大自然、考察天地万物、探索冥冥中的未知世界，寻求跨越时空的超我之存在，并用自己的非凡勇气和超群智慧为全天下的芸芸众生铺设了一条条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道路。而他们自己，现世不为世人理解，甚至会招来误解或杀身之祸。直到他们身后，随着时间推移，才愈益显现出他们为世人指引的生活道路上所闪耀着的大智慧者的思想光辉。老子正是怀着这种千年孤独上路的，老子深知，这一走，便成永诀，他以殷殷惜别的复杂情怀对故乡人也是对世人说——唯之与何，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骈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今，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海，漂兮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第20章）这是老子对故乡人和世人所明确昭示的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他告诉人们：节操是做人的根本，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人之节操，存在于内则为仁德，化于外则为坚贞，执于行则成义礼，达于人则为典范。正因为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得行大道而成大德的人生境界，故而一般人很难理解，甚至感到不可理喻。所以老子又进而感慨万千地说道：?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揭而怀玉。（《道德经》第70章）?

　　老子说他所弘扬的道理很简单，可常常使人无法理解。所以，那些有觉悟了的圣人只能隐居在尘俗之中，虽然身被粗衣，但却胸怀珠玉锦绣。在这里，老子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好些真正参透世、有了觉悟的人，表面上与常人并没有分别，只是人生的境界不同罢了。?

　　“圣人被褐怀玉”，是说别人，还是比况自己？?

　　老子正是怀着这种千年孤独离开故乡，离开众乡亲，踏上了西行的路途的。陪伴他的，只有那头忠诚的青牛和乡间小道边青青的百草、争奇斗艳的百花以及长流的涡水，还有那使老子“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老子默默地上路了。紫气东来虽然是后世道家、道教的演绎，但起码说明老子的上路不那么平凡，虽说表面看似平平常常。
?
　　老子在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留下来。出于一位大智慧者的淳厚实在，也出于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深深眷恋，更出于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高度负责，还出于引导中华民族走出一条求生存、谋发展道路的殷殷期盼，老子盛情难却，写下了震古灼今的千古名作《道德经》。（关令尹喜是老子著作最早的读者之一，他被其中所孕含的博大的哲理深深打动了，以致于辞官挂印，追随老子而去，并终生学老研老，终至形成关尹学派。）这，是老子这位“被褐怀玉”的圣人奉献给故乡人、天下人的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道德经》这本书不但促成了中国的诞生，而且孕育了汉民族的形成。在老子身后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辉煌的王朝——大汉朝，其强大政权的政治路线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就是根据《道德经》“清静无为”的原则和“尊道贵德”的筹划而铸就了坚实的根基，终于使先秦时代的一个个分散的种族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汉族。由此观之，老子出关，是一场庄严的远行；老子出关，是一次豪迈的宣言；老子出关，是中华历史划时代的一页。从此，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了依托，这个东方泱泱大国铸就了自己的精神支柱！自老子以降，中华民族不断产生着思想巨人、政治巨人、文化巨人，奉献给世界一个又一个思想巨子、政治巨子、文化巨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哪一个都称得上是思想巨人。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是一个开辟未来的伟大时代。现今已经发现并正在发掘的周代墓葬群的宏大壮观，正默默地昭示着有周至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波澜壮阔和超凡脱俗。生活在这一伟大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学说，都能够从老子那里找到渊源。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源头上灿若星辰的胜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他们以其文治武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大一统局面。这些大政治家所崇奉的治国之道、所标榜的修身之道中，无不带有老子思想深深的烙印。大汉朝奉行“黄老之治”，终至使民休养生息，迎来天下太平的文景盛世；唐朝皇帝对老子这位老祖先崇敬有加，将老子其人和老子思想推上了时代发展的顶峰；

　　成吉思汗在统一中原之前，就拜道教全真派七祖之一的丘处机为师，从他那里领略了中原文化的深邃和老子思想的博大。自唐玄宗开其端，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均恭恭敬敬地亲注《道德经》，抒发治国治世的体会与感触。尤其清世祖，从对《道德经》的反复解读中，悟出了统治中国的治世妙道，谁又能说，至今仍令史家赞叹不已的康乾盛世的形成，不与清世祖在老子思想浸润下所确立的大清朝的治国方略无关？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关汉卿、马致远、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更是群星满天，星河灿烂。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老子，他所有的一切——人格、学识、言行、精神和理想，经过漫长的岁月的侵润，已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中国和中国人所以有别于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就在于有了老子以及老子的精神。?

　　老子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这是老子告别故乡西出函谷关之前所完成的一项重大且意义深远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和文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的存在使人类无论感性的、经验的、理性的或神性的认识都得以不断地积累而日益趋于完善，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便引导出了新时代的潮流。在人类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具有伟大原创性的文化启蒙作品只不过寥寥数种，它们分布在各个主要文明地区，构成了人类精神文明日益拓展的主要渠道，也同时成为人类始终不渝地热烈追求的神圣理想。因此任何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长久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一定要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化道德伟人，他们所信手指引的道路，便开启了一个民族历史长河之起点。这个起点之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视野之远近；这个起点之厚薄，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胸怀之宽狭；这个起点之优劣，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器识之大小；而这个起点之兴衰荣辱，亦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之缩影。从民族精神的启蒙说，他们是先知；从民族文化的演进说，他们是旗手；从民族习俗的形成说，他们是导师；从民族历史的发展说，他们是舵手；从民族生存的过程说，他们是指路人。《道德经》所开启的宏大远博的高起点，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全局，虑事长过，视野辽阔；《道德经》所蕴藏的厚重的思想内涵，使得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谦下贵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道德经》所张扬的天道、治道、人道，以不同凡响的思想的力量，促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终形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着与时俱进的特色。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世界上曾经辉煌过的民族和文明皆如昙花一现，很快由顶峰而至谷底，走向了衰落，惟独中华民族，历经世事沧桑，或外敌入侵，或内部纷争，或割据而治，最终未被强敌压倒，也未长久地分裂割据，仍走上了分久必合之路，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即使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将要亡国灭种的最黑暗的时期，仍能在世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的带领下，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绝处逢生之举，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度能够完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的二十几种原创文明在五千年来的历史演变中纷纷解体或灭绝，至今只保留下一个差不多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原因何在？关键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渊源流长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自老子这位大智慧者奠基的不同凡响的精神谱系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就在于中国和中国人从来不崇尚武力和暴力，不依赖某种先进武器来试图主宰世界。受老子谦下贵柔处世原则支配，中国人从来不会在战场上耗尽自己的生命力。而埃及、巴比伦、斯巴达、马其顿、亚述、以色列、波斯、罗马、法兰克、土耳其、蒙古，尽管都强大一时，最终无不倒毙在自己的强大中，以其悲惨结局反证了老子思想的精辟独到。?

　　老子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愈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愈显示出其经久不息、永世长存的旺盛的生命力。老子是中国的国魂！老子思想是中国的国魂！老子精神是中国的国魂！如果说人类曾经在一个地方，或在一个群体中，发明出了一种能够覆盖全人类的仁义、和平、公正和友爱精神，发明出了一种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人类所得以繁衍生息的蓝色星球与茫茫宇宙中无数个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星球和谐相处的平等法则，那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因为中国和中国人拥有了一个超越时空、跨越了国界的伟人——老子！

　　当我们追随2500多年前的老子足迹，自涡水之畔向西而行，穿过函谷关的林中之路，走上终南山间的楼观台，进一步思索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反复阐释的“道”的奥妙时；当我们将老子的博大思想与身边的自然面貌联系起来思考，尤其是站在黄河岸边，面对着这条滔滔滚滚、奔流了千万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时，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贵柔”；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认为“上善若水”；我们明白了老子为什么崇敬水那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高尚品性；我们明白了老子的“道”，其实与这条母亲河具有密切的关联。“道法自然”的特性即水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道”是一条河。故而老子尚水，在他的哲学思辨的话语环境里，常常以水喻道。他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8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第78章）?

　　20世纪著名的传记作家路德维格曾经说过，在他每一次写一位伟人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一条大河在奔流。只有一次，在一条河中看到了一个生命形象。?

　　当人类刚刚迈进文明的大门，兴奋与希望还挂在脸上，便有一道责难的目光穿过广袤的村庄和田野，从嘈杂拥挤的人流的头顶上面逼视过来。否定性思维逻辑使老子的思想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深度；他不可能给定什么，因为他己经否定了现有，当然也就否定了由他自己给出一个新的承诺的可能性，但他的否定所由出发的最高尺度又不能不是一种肯定的关怀。这一矛盾在老子面前开启了一条思之大道，使他在人类哲学的童年便一举超越了主客体相互对峙的表象性思维，而进入到自然之中。自然而然是一种高远的哲学境界，同时也是一种超拨的美学境界。人在其中诗意地栖居着，求真即是审美，哲学与美学合二而一了：?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道德经》第14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第21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1章）?

　　道是一条河。在这条流淌不息的大河岸边，每个时代都有着与之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某个迷惘的时代，《老子》被演绎为一种宗教；在某个世俗的时代，《老子》被解说为一种“君人南面之术”。于是大河的两岸遗下了不同文本的老子，它们就像黄河裹挟的泥沙一层层地叠垒着，积淀着，呆呆而又无奈地迎送着黄河向着大海流去。在大海的彼岸，道家理念的现代性与世界意义己经呈现在地平线上。萨顿，李约瑟，卡普拉，汤川秀树，惠勒，海德格尔……从各自的领域向老子严肃而由衷地发出进行真正对话的邀请。海德格尔说：“老子诗意之思的关键词汇是‘道’，确切地说，就是Weg（道）。”“道应当是提供一切Weg（道）的Weg,是我们从其真正的本质出发，思考理性、心灵、意义和逻各斯确切说出之物的那种力量之源”。?

　　高岸为容，深谷为陵。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这天地间万物流变的法则是什么，这万变中不变的本体又是什么？老子作了精辟回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

　　接老子回家，在天下大道中；?
　　接老子回家，在自自然然中；?
　　接老子回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
　　接老子回家，在站起来、富起来、强盛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丽日出中。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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