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华夏文化的图腾

——浅析河洛文化的渊源成因及历史发展

作者：马仁伟

　　　文化是一个包涵内容极为广泛的概念，就文化一词而言，一般宜做广义解释。广义的文化应是人类由远古蒙昧而慢慢走向开化、进步、文明时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存在和智慧性成果的总称及其构成智慧成果的印记、符号等所表述、记载的所有信息内容。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精神财富。

　　　文化是人类由蒙昧而慢慢走向开化的原始起步……
　　　文化同样也是人类由开化而逐渐智慧的标志象征……
　　　文化更是人类由智慧而飞跃式进步、文明的图腾……
　　　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主脉，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独具特质，并与中原文化吸纳相融，会同溶入炎黄文化而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源头肇始。同时，河洛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华夏民族文明的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图腾，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河洛文化作为一个语词概念，早在1983年，由洛阳市历史学会和洛阳市历史文物考古所主办创刊的《河洛春秋》所提出。河洛文化是一种极具河洛特质的地域性文化，泛指形成于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远古至今，河洛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区位特征、人类生存、历史发展、帝王统治、政治背景、经济现状及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人文伦理等是形成河洛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历史渊源。河洛文化所显现的与其他文化的吸引、包容、凝聚和辐射、渗透、影响是其与之相区别而独具河洛地域性特质的文化特征。河洛文化所具有的根深蒂固、兼收并蓄、主脉清晰、形态多样、传承分明等，充分显示着主流文化的大势所在。

洛阳地区是河洛文化的发祥地。

　　　洛阳居洛水之阳，天下之中。洛阳古为中国，从文字看，现代汉字“中”字就是洛阳山川形势的写照，洛阳四周山峰，西有周山，东有景山，北有邙山，南有龙门山，形成“口”形，洛河从中穿过，恰似一竖。洛阳何以称中国？《史记·周本纪》引周公营洛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八贡，道里均。”左思《魏都赋》曰：“考之四隈，则仕延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称之为中国，不仅地理位置上是中华之中，在民族形成中，也是中心，《淮南子·天文训》之“中央土地，其神黄帝。”炎黄二帝在这里建邦立国，对四夷而论，则为中国。（1）著名文物专家徐金星先生在所撰《“中华民族圣地”说》中指出：“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等，但“中国”一词最早而又最可信的应是出现于1965年陕西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何尊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成周即洛邑，这里的“中国”，即指今时的洛阳一带。

　　　洛阳的现代地理位置为北纬33。35＇～35。05＇，东经110。81＇～112。59＇之间。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接平顶山市、南阳及荆楚大地神农架原始森林，东为嵩山、汝州、巩义、郑州接豫东大平原，北为黄河，接济源市、焦作市，晋南、安阳，望太行山、吕梁山和华北大平原，西为崤渑、秦岭及关中大平原……，可谓东接黄淮，西连秦陇，北通幽燕，南达江楚，十省通衢，位置优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洛河和伊河是河洛地区远古人类族群的摇篮和发祥地，是河洛文化的源泉。
一般来讲，狭义的河洛文化仅指河洛地区的文化，即以黄河和洛河地理性自然流淌所形成的夹击地带的地区性文化，或者一定程度上来讲是黄河和洛河相汇而形成的亚黄河洛河流域的区带文化。这一河洛流域地区，从目前大家特别是研究河洛文化的专家、学者多能接受的观点看，是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山，东至荥阳、郑州、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济源、孟县、晋南一带地区。其实，河洛文化就其范围和影响远不止于这些地区。一定程度上来说，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属于炎黄文化，所以说河洛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和源头。

　　　河洛文化虽形成于河洛地区，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却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溶入中原文化和炎黄文化而汇入中华文化大系，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受河洛文化的先进性影响，在河洛地区以外，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华夏文化圈，在北边是燕赵文化，东北是齐鲁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南边是荆楚文化，西南是巴蜀文化，西边是秦陇文化，西北是晋文化。但河洛文化不同于其他周围的文化特质是，河洛文化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领导和统治地位，（3）成为华夏文化肇始源头。
可以看出，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不仅对其周围的文化圈相衔接、交融、辐射、吸纳、渗透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还因历史上的历代战乱、贸易往来、友好缔结等所引起的民众迁徙、贸易往来、友好往来等传扬出去，引起河洛文化的外播，并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所形成的亚河洛文化影响。如汉末的董卓之乱、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之乱、北魏末年的尔朱荣之乱和隋末之乱、唐末之乱及北宋的灭亡和政权的南迁等，文化也被带到流入南方如江浙、福建、台湾、两广及南洋等地，后与当地文化融合、交汇并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河洛文化特质和当地习俗特色的亚河洛文化，或称之为客家文化、台湾文化、南洋文化等，其实质均是炎黄文化的传承异变。故在我国南方有晋、豫、闵、台、粤是一家之说。还有就是朝政的兴盛所引起的政治友好和贸易往来，如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古丝绸之路贸易、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特别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随着空前未有的国家强盛和开放，文化也达至空前繁荣的极盛状态。伴随着唐时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友好、国际贸易往来，文化也流入海外，如鉴真和尚的东渡扶桑……，对外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印度、波斯等。加之近现代特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的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使得“河洛朗”和众多的华夏之孙游走世界各地，东南亚最多， 河洛文化由此影响及彼，推动了华夏文明在世界各地的传承、兴盛。因此，海内外华人对洛阳有割舍不断的缕缕亲情，在福建、两广、台湾等地都有洛阳村，而以“河洛”、“洛阳”、“龙门”、“中原”、“河南”命名的堂号、档口更是举不胜举。（4）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美国、欧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用“中国”、“京都”、“汉都”、“中华 ”、 “中阳里”、“中州”、“汉人府”、“唐人街”等命名的地区和字号。
河洛文化，从一定的程度或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客家文化、台湾文化、南洋文化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华人文化存有的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一反映了世界华人多根在河洛、受河洛文化的侵袭、传承、影响，二说明了河洛文化具有极大的吸纳、包容、辐射、渗透的影响作用。所以说，河洛文化一定程度上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并溶入炎黄文化一并成为华夏文化的肇始源头。

二

　　　文化既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人类的存在和生存发展也就成了其存在基础和先决条件。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是适宜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对远古时期农耕文明的产生、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河洛文化的渊源及形成也就因这一地区的人类存在而伊始。

　　　据考古发现，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体生殖繁衍的理想栖息地，文化也就因此基于人类的栖息生存而伊始。1975年夏，在洛阳龙门南魏湾、郭寨一带砂层中，发现了大象的头颅骨和臼齿化石，据考证为身高4米左右的纳玛象品种。同时，在伊川、偃师、洛宁、孟津等地发现有鸵鸟蛋、猕猴、水牛、水龟、河蚌以及亚热带、热带树种等化石。大量考古材料和地层堆积状况可证明：距今100万年到五、六十万年以前，洛阳一带气候炎热，降水量充沛，大体相当于现今珠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3）据任炳潭《洛阳地区气候变迁及未来气候预测》称，“从全球上古气候变迁来看，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和黄土高原在距今80万年至1万年以前属于亚热带或热带气候，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数十万年前的河洛地区到处是一番亚热带景象，优越的自然环境，适宜的温、湿度条件是人类和其他生物体赖以生存繁衍的良好基础，为人类的生存、为文化的伊始提供了条件。

　　　另据1978年在洛阳市凯旋路东端“洛阳第一地点”考古发现的古纳玛象牙化石及石核石器13件、石片石器18件，还有圆削器、长削器、砍砸器等。其主要原料是石英岩，其次是燧石、沉积岩、砾岩，制作方法主要是锤击法。（4）1979年，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裴文中教授鉴定，确认这些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同时根据对石象化石的测年表明，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万年左右。（5）1986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伊川县穆店村发现了两件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存，一件是石核，一件是刮削器。石核长12cm，宽8cm，最厚处4.1cm，石质为灰岩，石核上有多次削片后遗留的痕迹。据研究确认为旧石器早期的石件制品。在新安县黄河岸边荆紫山西15公里近来又发现了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6）1998年，洛阳北窑偶然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该遗址地层累积界限明显，从距今100万年到距今5万年的人类化石和石器连续分布，证明了人类在这里长期演化和成熟。（8）此外，在卢氏县横涧乡锄沟峪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更新世晚期的4块智人类头骨残片及2枚牙齿化石。在三门峡市会兴镇会兴沟及水沟（水磨沟）发现了砍砸器、大尖状器、石球、砾石石核及石片石器，其时间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致相当，属于旧石器初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在陕县张家湾、灵宝弘农涧河沿岸的朱阳镇北、渑池县黄河南岸的任村和青山村等地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等。（9）可见，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和河洛文化最早形成的先决条件，早在远古时代，人类文明就已伊始初现。据此可初步认为，人类在河洛地区的生存发展是河洛文化在远古时期的最早成因。

三

　　　河洛文化至新石器时期已有了很大发展，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使的农耕文明早于其它文明而跨入人类文明的门槛。对河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促进作用，成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标志。河南密县裴李岗文化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从密县莪沟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来看，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锯齿刃石镰、下有四个矮足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等，即从开垦、播种到收割、加工的工具都已经具备了。农业的生产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此人类从完全依赖大自然赐予转入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创造食物的来源，生活开始有了初始保障，从而人类社会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10）此时，河洛地区的农业已经产生，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种植粟类作物。据李先登《河洛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在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猪骨与羊骨，说明当时家畜饲养业已经产生，由于农业的产生，人类开始定居，促使制陶业与陶器产生，陶器成为人类主要的日用器皿。”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的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距今约7千年到5千年前。仰韶文化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东省南部及河北省南部等地区，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学术界将仰韶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11）李先登先生将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称之为是真正的狭义的仰韶文化，可称之为仰韶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
李先登先生撰文：仰韶村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至4米，说明古代人们曾在此长期居住。洛阳西郊王湾遗址位于涧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其第一期及第二段早段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F15出土夹砂小罐中发现有粟的痕迹，说明当时农业生产仍然以种植粟类为主。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石镞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以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又称为龙山文化早期。据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以农耕文明、原始饲养、泥质红陶、及后期的夹砂灰褐陶和彩陶制作应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形成要素。从出土的大量农用石斧、石铲、石镰，到家畜骨骼，到日用的壶、钵、罐、灶、盆、豆、杯、碗及象征神权或用以祭祀的鼎器等泥、灰陶器就可略知一二。简要说，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和原始制陶应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成因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发展。

四

　　　　随着新石器晚期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初始发展，人类已由原始蒙昧而步入渐渐开化，特别是有巢氏的落地而居和燧人氏火的发明，远古的人们正逐渐开始努力摆脱蒙昧而走向文明，并开始了原始的天问……

天问如是。

　　　远古的先祖们代代相传、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对伏羲八卦和太极的求证，厚重的黄土千万年来淹没了无数的祖辈，华夏民族直至北宋道士陈抟出图仍困惑难解，却给河洛大地增添了无限文化的神秘，引发后人千万年来求解的好奇，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痴迷的求解……

　　　《周易·系辞》曰：“河出书，洛出图，圣人则之。”圣人一语未解千古神奇，却引发了后人“龙马负图”、“神龟背书”的众多传说故事，真假难分，神奇迷离。何为河图，何又为洛书？

　　　河图洛书作为夏文化之源头，一直为一神秘的传说故事。相传，距今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一龙马从黄河跃出，其身刻有“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之数字，此为河图。伏羲依照河图演绎为八卦。今洛阳孟津老城西北负图寺，据说是当年“龙马负图”之初。大禹治水时，一神龟从洛河爬出，背上数字排列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此为洛书。大禹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九章大法。今洛阳洛宁长水洛河岸边锡常树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据说是当年“神龟贡书”之处。河图洛书以天地之数奇妙组合而涵盖天人合一思想之宇宙模式，反映出东方哲学思想之精髓。

　　　河图洛书到底存不存在，千百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对此，戴逸先生在《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中是这样认为的：据他研究，《周易》研究有两个流派，一个是象数派，象数派是以万物的形象以及抽象的数字来解释《周易》，表述它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象数派研究《周易》在汉代最盛行，恐怕汉代的学者研究易经基本上都是象数派。一个是义理派，义理派是从哲学理论上、哲学思想上来解释《易经》，其代表人物是王弼。北宋初年，从象数派中间分化出来了一个新的派别，就是图书派。从陈抟、邵雍、种放、刘牧到周敦颐、朱熹就是所谓图书派，并出现了“龙马负图”、“神龟背书”这样一个说法。这个问题六七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论。北宋欧阳修第一个提出疑问：河图洛书究竟存不存在？以后历代学者都提过疑问，到清朝初年，顾亭林、黄宗羲、黄宗尧、毛奇龄、胡渭这些学者更对图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非常激烈的抨击。河图洛书到底存不存在？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了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汇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漩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进行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论证不够，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更圆满的说法。（12）

　　　戴逸先生认为，关于河图洛书，对于象数派、图书派不能简单否定。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这些书不是伪书。还有像《礼记》、《管子》、杨雄的《太玄》，都讲到河图洛书。可见，河图洛书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观念是相当普遍的。（13）

　　　久远的历史本身就充满迷人的神奇，文化的魅力又将故事演义的扑朔迷离、虚虚实实。今天的后人已无意再穷尽智慧探求传说的虚假真实，对其进行追根问底，更为关注和欣喜并引以自豪的是“八卦太极”和“河图洛书”早已凝固成河洛文化的重要标志。可见，“八卦太极”和“河图洛书”也是构成丰富河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成因要素。由此可见，河洛文化的内涵非同一般。

五

　　　距今5000～6000年前的炎黄时代，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曾在河洛一带活动。据传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均出生于河洛一带。黄帝的玄孙帝喾高辛氏“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还有鲧，是黄帝的曾孙（皇帝——昌意——颛颙——鲧），被“封于崇”，因而被称为“崇伯鲧”。而崇山就是今天的中岳嵩山。鲧在尧时奉命治水，无功被杀，其子大禹在舜时继续受命治水，凿开黄河的“龙门”和“三门”（今三门峡，前属洛阳），因功被封为夏伯，封地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阳翟，就是现在的禹州。

　　　根据《国语·晋语》中“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而有蟜氏活动于平逢山的记载，证明洛阳北邙翠云峰之西的平逢山为炎黄二帝诞生地，根据《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城之山”，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黄帝的都城，即位于洛阳新安县西沃乡的青要山为黄帝密都，荆山（荆紫山）为黄帝铸鼎和礼葬之地。洛阳市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纯俭先生曾进一步论述过涿鹿、轩辕丘、阪泉地望均在洛阳。其实，关于洛阳是炎黄故里的观点，是一种传统观点。《魏书·东阳王丕传》引孝文帝语，“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逐鹿。既定之后，亦迁河南。”河南不是今天的河南省，在古代仅指洛阳，在汉唐时期洛阳还曾长期设河南县。《魏书·序记》载，鲜卑拓拔部为黄帝后裔，故《魏书·李冲传》孝文帝称迁都洛阳是“兴宅土中”，还于旧都。可见，炎黄二帝不仅是汉族的人文始祖，据《史记》，各少数民族均是炎黄二帝的后裔。（14）关于平逢山，清乾隆《河南府志·山川》也认定平逢山在洛阳西北，可见炎黄二帝生于洛阳一带。《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可见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缺少根据和灵宝因葬了黄帝升天时掉下的一只靴子就是黄帝陵（充其量不过是衣冠冢而已），同样是谬误可笑的。那样的话，济源王屋山的黄帝祭天台又称什么？相反，这几处与黄帝有关的地方，一个在洛阳之东，一个在洛阳之西，一个在洛阳之北……，可见，洛阳为黄帝故里则更令人信服。也有多数人认为炎帝是湖北随州人，其实不过是炎帝多活动在长江一带罢了，洛阳才是真正的炎黄故里。正本清源，河洛是真正的炎黄故里，炎黄文化是真正的河洛文化之源头。广义的炎黄文化实际上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称。

六

　　　就文化来说，文字的产生当属于人类古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中，发现了甲骨文字。甲骨文字的形成、出现，证明汉字形成、定型。从写法上成为古汉字书体的一种，刚健秀丽，直至今日，仍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书法艺术。从历史价值看，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15）清段玉裁注引《孝经伟·援神契》云：“三皇无文，是五帝以下始有文字。”这个时代的判断是可信的。所谓“五帝以下”即指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正是陶器出现时代。陶器符号的出现，可说是汉字象形字的最早雏形，在刻写技艺上和刻写材料上，都是甲骨文的先声和基础。在现已认识的甲骨文字中，已有“十”、“二”、“示”、“阜”四字。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陶器符号的出现，就不可能出现甲骨文字。（16）1986年4月27日《光明日报》载：“英国学者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两小块五千年前的有文字的粘土板。”这与我国陶器符号出现的时代和意义大体吻合。证明上古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是一致的。就时间而言，我国陶器符号的出现却早叙利亚粘土上文字一千多年。

　　　在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约4至5千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这一时期在河洛文化中出现了真正的文字，这就是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例如，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内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473出土的一件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发现了一个在烧制以前刻划在陶胎上的文字，此字的形状结构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同类文字相似，系由左右两部分组成，象两手有所执持，当是一个会意字，可能就是“共”字。 这已经不是符号，而是真真正正的文字了。（16）据刘国诚教授研究成果：中国汉字有音、义、形组成，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字义最丰富、字形最优美的文字，具有实用、美学、欣赏三大价值，这是其他文字所不及的。刘教授指出，中国文字的形成是由于古代社会人类交往和实际生活需要，先由许多人开始随便作记号、画符号、刻标号等画号萌芽阶段，再经过不断发展、演变、变化、选择交流等漫长时间，最后由少数有关人员特别是古巫、古医、古史等人的搜集、挑选、整理、统一而成的，并不是由某个“圣人”、“贤人”、“神人”一时“造”出来的。刘教授的研究将中国汉字形成归结为五个阶段，即结绳记事、书契示意、仓颉“作书”、陶器符号、甲骨文字。由此可见，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约为龙山文化晚期，当属中国汉字形成的第四阶段。同时也表明，从目前我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确凿的时代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共”）看，有力地说明在此时河洛文化已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清雍正《河南通志》云：“河洛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中国汉字当属河洛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构成要素。

七

　　　历史进入新石器晚期，夏、商、周文明开始凸现，这一时期，也即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千余年前。洛阳王湾遗址的第三期就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此时的石制生产工具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器形及制作技术上看，与以前相比，都发生了一次飞跃。突出的是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及三棱镞，制作精致，数量大增。又例如在洛阳矬李遗址等地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圆形，口径1.6米，深6.1米见水。水井的发明表示灌溉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人们从此可以在距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居住，这对于人类聚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总之，这个时期进步的工具技术使上述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潜力和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使河洛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夏、商、周更为突出的是，青铜文明和铜铁文明把河洛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全新的起点。禹划九州，河洛古属豫州地。洛阳是夏王朝立国和活动的中心地域，太康、仲康、帝桀皆以斟鄩为都。《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於洛涡，传五子之歌。”“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逸周书·度邑篇》：“自洛涡延於伊涡内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些记载均反映了河洛地区是夏商周先辈们活动的中心地区。

　　　自1959年发现，此后长期进行科学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约宽3公里，有宏伟的宫殿遗址及铸铜、制骨等遗址，即为夏都斟鄩所在地，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都城。（17）著名文物专家徐金星在《“中华民族圣地”说》里曾指出：古洛阳地区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由裴李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文化，一脉相承，大约延续了一万年之久。可见，夏文化就是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头主脉。此外，夏时酒文化伊始，据传“杜康造酒禹尝之。”可见杜康所造秫酒在夏禹时即有之。杜康造酒的故事开始流传，杜康成为华夏酿酒的鼻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杜康作秫酒。”杜康当年所造酒的地方，明万历年间，《直隶汝州全志》所载的杜康石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杜康村，就在洛阳附近。洛阳也就因此成为中国秫酒的发源地。从此，酒文化伴随中华文化几千年源远流长。

　　　夏之后，商朝建立。商汤建都西亳，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约6公里，今偃师市市区西部少许，由发掘可知，该城址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北部1215米，中部1120米，南部740米，有城墙、城门、宫殿、作坊等遗址。商汤之后的数代帝王均以此为都，前后约有200余年。（18）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尸乡沟发现大型商代城址，它与文献记载的汤都“西亳”位置相吻合，很可能就是商汤迁都的西亳，也有人认为它是伊尹方太甲的“桐宫”。早在195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郑州商代城址和宫殿遗址，虽然学术界有“郑亳”和“隞亳”之争，但它毕竟是商代前期的都城之一。（19）

　　　商时，继夏王朝时的“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等，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和经世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至初具雏形，并开启了人类历史自阶级社会以来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第一次大分工，商文化从此伊始。

　　　就洛阳而谈河洛文化，谈政治文化，关于商朝还有一个人物也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伊尹。历史上有商汤三聘伊尹之说。伊尹名挚，夏末商初人，出生于伊洛河流域的古代有莘国的空桑涧，即今日洛阳嵩县莘乐沟。他出身于奴隶家庭，自幼聪慧，勤学上进，耕于有莘国之野，但由于父传，他的烹调技术很高，他还努力钻研治国之道。商部落的首领商汤求贤若渴，几次去求伊挚，他均没从。空桑涧西南平地上有个小山丘，相传就是商汤请伊挚的三聘台。之后，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妻，伊挚以陪嫁奴隶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并很快得到了商汤的信任，为其灭夏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商朝建立后，伊挚受封为尹，即宰相，助汤治理国家。汤死后，伊尹曾辅佐外丙、仲壬、太甲等。伊尹的政治主张“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等，对后世朝政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

　　　西周时，洛阳称洛邑、新邑、大邑、成周、天室、中国等，亦称周南。西周与洛阳渊源深不可分，周公在洛水北岸修建王城和成周城，史称成王“初迁室于周”，“定鼎于郏鄏”，曾迁殷顽民于成周，并以成周八师监督之。
河洛文化在西周进入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时期，至春秋战国已达至辉煌灿烂。由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虽然新石器还未完全消失于农耕文明，但青铜文明和铜铁文明已达至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手工业生产继商之基础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青铜铸造手工业是西周王室最为先进最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东郊泰山庙西周遗址内的一座灰坑中发现了大量铸造铜器的泥质陶范，其中有一块可辨认出是觚的外范。七十年代又在洛阳火车东站的瀍河西岸发现了规模巨大的西周铸铜遗址。（20）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从发掘情况看，西周时期尤以青铜器的铸造和陶器的烧制最为发达，以至后来的冶铁技术的成熟，使得青铜文明和铜铁文明成为西周时期的最显著文化标志。就古代东方社会文明起源的一般规律而言，美丽灿烂的青铜文明，中国几乎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如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及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等，都是建立在青铜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即使东地中海起源较晚的爱琴文明也是如此。

　　　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应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或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洛阳王湾遗址的第三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15）根据考古发现，河洛地区手工业大发展中最突出的是出现了青铜铸业。如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灰坑H617中出土了龙山文化晚期的青铜容器残片和木炭，木炭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3850±165年，青铜文明就已显现。

　　　西周时青铜文明和铜铁文明的昌盛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农业大发展。同时由于物质的丰富，还引起了精神财富的空前繁荣。青铜文明和周公所制礼乐当是西周文化的最高成就，直至成为河洛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组成。《周易》的成书，为河洛文化的渊源增加了博大的内容，成为河洛文化之源。

　　　由于西周后期周王朝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礼崩乐坏”，终于迎来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即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河洛文化迎来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智慧的时代，大动荡、大变革造就了大智慧，而大智慧最终成就了大文明，所以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璀璨夺目的思想智慧时代。道家文化开始产生，老子在洛著《道德经》，黄老学说日渐形成；申不害、韩非始创法家学说影响李悝《法经》的问世；洛阳人白圭开商贾之初始，被后人尊为“商贾之祖”；孔子问礼于周始得儒学的昌盛；鬼谷子和孙膑、庞涓以及苏秦、苏代、张仪在这里合纵连横……，更有《礼记》、《管子》、《诗经》、《尚书》、《论语》的光彩，把整个河洛大地映照的缤纷多彩……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鬼谷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把河洛文化的内涵丰富至极致，并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

八

　　　秦汉时期，河洛文化更加繁荣。公元前249年，秦在洛阳置三川郡，郡治成周城。公元前206年，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居洛阳。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初都洛阳，后迁至长安，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治洛阳。（22）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王朝的都城遗址均在洛阳，后称汉魏洛阳故城。两汉洛阳城大体沿袭秦洛阳城规模。汉魏晋洛阳城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城内有宫城、衙署、苑囿、市场，南郊有东汉时建立的最高学府太学，国家天文台灵台，以及明堂、辟雍；城西有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等。北魏迁都洛阳后，对洛阳加以扩建，东西20里，南北20里，“十万九千户”，约60万人口，是古代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城市。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以及石窟寺（今巩义）、水泉石窟（今偃师）等，均于北魏时雕凿。（23）

　　　汉魏时期，河洛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多领域并举。司马迁写《史记》，许慎著《说文解字》，王充作《论衡》，班彪、班固、班昭修《汉书》，陈寿撰《三国志》，张华编《博物志》，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郦道元著《水经注》等，均成书于洛阳。汉魏晋三朝，经学盛行，桓谭、贾逵、马融、郑玄、何体等在洛阳著书立说，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出现热烈争论局面。“建安七子”、“三曹”父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皆游会京师，名噪当世。曹植写《洛神赋》于洛水，左思《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科学技术更是世界超前，蔡伦创新的“蔡侯纸”，张衡创制的浑天仪、侯风仪和地动仪，马钧发明的指南车、龙骨水车等，均是在洛阳研制成功的。可见，汉学和汉魏文化的昌盛把河洛文化推向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水平。

九

　　　隋唐时期，河洛文化可谓达到了极盛，众多的诗歌大师、文学大师都出在河洛地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公元前744年，李白（四川人）和杜甫（河南巩县人）在洛阳相会，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白居易晚年居洛18年，自号香山居士，至今洛南伊河之滨留存有他所建的香山寺，又名白香山或白园。韩愈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孟县（古河阳），原稹、刘禹锡是洛阳人，李贺是洛阳宜阳人，李商隐是沁阳人，画家吴道子是禹县人，……，这么多的名人可见对河洛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有多大，难怪河洛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宋时，宋学的兴起（程朱理学），司马光《资治通鉴》让人叹为观止，沈括《梦溪笔谈》举世无双，唐朝火药的发明更是震惊世界，等等，这均为河洛文化的历史发展的表现，极大丰富了河洛文化的内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河洛地区远古至今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华章溢彩。在这里，人类远古洪荒栖息生存、开天辟地；在这里，旧新石器刀耕火种，拓荒农耕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乍现；在这里，“河出图，洛出书”启蒙伏羲演绎八卦太极；在这里，黄帝战蚩尤，炎黄二帝联手抗蛮野，腾蛟起凤；在这里，禹划九州治水泽民留下千古美谈；在这里，商汤灭夏，商文化伊始，开始农耕和手工业的第一次分工，商文明开启；在这里，青铜文明辉煌灿烂，用生产力的进步把人类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这里，中国古代智慧达至顶峰极盛，诸子百家争鸣斗奇，硬把一段活生生的历史烙上春秋战国的印记；在这里，申不害、韩非创始的法学由李悝《法经》传至公孙，迎来秦对中国的统一；在这里，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文化、程朱理学等基本代表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世代传承；在这里，儒、道、释共融；在这里，神、玄、理继生……在这里，文艺创始，诗、歌、舞三位一体，同源同生，《诗经》开篇，“小说百家，本自虞初”，宫廷乐舞、散乐百戏成为音乐舞蹈的核心；在这里，书法诞生，古文、小篆、隶书、草书（）体达到成熟，更有王锋铎之“神笔”令人回肠荡气；在这里，吴道子客居洛阳，完成代表作《五圣图》、《地狱变相图》、《八十七神仙图》等，赢来一代“画圣”之称；在这里，华夏文明代代传承，伊始昌盛……

　　　这就是河洛文化的渊源和成因。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远古至今，这里有洛阳北窑人（至今80～100万年）的考古发现，这里有旧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遗存，这里有有巢氏落地而居、燧人氏钻木取火、女娲捏泥造人的远古传说，这里有愚公移山、大禹治水、杜康造酒的美丽传说和商汤三聘伊尹的故事，这里有老子写经及后人修道的观庙上清宫、吕祖庙，这里有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这里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这里有举世无双的魏碑、拟山园碑帖、升仙太子殿和世人叹为观止的千唐字，这里有北邙墓葬群、唐恭陵、杜甫墓、范仲淹墓、白居易墓及新发现的天子驾六东周墓葬坑，这里有享忠义仁勇的武圣关羽首级葬地关林庙，这里有夏陶商城周铜秦砖汉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众多遗存和战乱故事、动人传说，这里有汉魏故城遗址，这里有隋园唐园武周花园安乐窝，这里有精美的三彩陶，价值连城的钧瓷瓶，这里有玄奘故里、二程故里、邵雍故里、王铎故里等许多名人故里，这里有“甲天下”的牡丹，这里有名扬海内外的水席“燕菜”，这里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这里有探讨字源的《说文解字》，这里有记载历史演变、千古不朽的《史记》，这里有博古晓今、政治天下的《资治通鉴》……

　　　这就是洛阳，这就是河洛，这就是河洛文化，这就是河洛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形成原因。河洛大地，这片神奇的地方远古至今的无穷神奇和厚重沉淀终于升腾、凝化为炎黄族群的精神之魂。

　　　河洛文化，华夏文化的图腾！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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