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台湾

     2007-10-21 21:34 阅读: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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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顺湛
 
   一、河洛文化的时空概念

     中华远古文化存在着许多地域性的文化圈,诸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比较熟悉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等。早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当是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之后是夏商周文化,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圈的地域概念,除河南全省外,还应包括晋南、关中、冀南、鲁西、鄂西北。对河洛文化广义的理解它可以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因为它是中原文化圈中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的名称,有人认为它源于《河图》、《洛书》,但多数学者则认为它与黄河、洛河有直接关系,它是具有地域概念的一种文化。河洛文化的地域不能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只是黄河流域的一段,一般认为西端可从山西芮城风陵渡的河曲算起,进入华北平原,以黄河转向东北为界,不过黄河多次变迁,这一界限的确定比较模糊。洛河发源于陕西的洛南县,接近西安市。洛河是黄河的支流,在巩义市的东北注入黄河,历代史地学家把洛水入黄河处称为洛讷。以洛讷为中心形成三个区域:第一区是黄河与洛河的内夹角洲,包括灵宝、卢氏、三门峡、陕县、渑池、新安、洛宁、栾川、嵩县、宜阳、伊川、孟津、洛阳、偃师、巩义等县市(包括伊讷内夹角洲)。第二区是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外夹角洲,它至少包括伏牛山北麓的汝州、郏县、禹州及郑州、登封、荥阳、密县、新郑、中牟等县市,甚至可以达到开封市。  第三区包括黄河北岸的晋南诸县以及河南省的济源、沁阳、温县、孟州、武陟等市县。从机械的地域观察,河洛文化地域东可到达开封,经郑州、洛阳、三门峡,西达陕西的西安。在上述这个地域内,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虽有地区差异,但其主导的共性是一致的,属于同一文化圈。夏商周三代直到北宋各王朝的建都,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以内。这个范围内的文化实际上它早已形成了大中原文化圈,进入王朝时代更广泛地吸收了周边的先进文化,丰富了文化内容,增强了自身的活力,使其更加强大先进。同时,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大中原文化,随着历代王朝的政治影响,逐渐向周边甚至神州大地辐射,以河洛文化为主导相互交融、优势互补,最后形成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

      关于河洛文化的时间概念,有人主张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商周三代,河洛文化有它的个性,秦汉以后河洛文化失去了个性,不能称为河洛文化。这个看法不妥。其实秦汉以后河洛文化并没有失去它的个性,因为它一直在历代王朝的中心区蓬勃发展,它的个性更光辉、影响更大。即使在北宋以后,中原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早已形成的河洛文化的实质,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异域继续发扬光大。在世界上有不少古老的文明中心,它们的历史文化最后都中断了。在史前时期,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它们都是不同地区的文明中心,但文明史也中断了。只有大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秦汉及其以后,大中原地区即河洛地区,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虽然北宋以后政治中心变迁,但河洛文化并未泯灭,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区继续发展,这是世界上惟一的个例。因此说,河洛文化的下限不易界定,因为它的精华汇流在中国大传统文化中,并且起着主导作用。

     二、河洛文化的内涵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文化,毫无疑问都是河洛文化。历代王朝单在洛阳地区建都的即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王朝。如果加上西安、开封,可以说从夏至北宋王朝基本上都在河洛地区建都。因此说,河洛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王都文化的风范,历代王都文化都包含在河洛文化之中,这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现在只能从几个侧面来作以简单介绍。例如,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亿万炎黄子孙虔诚的尊崇,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域在大中原范围之内,形成了早期的炎黄文化。关于五帝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和中心也在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大中原地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连绵不绝,一些文化纽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中国的汉字,甲骨文字是汉字比较成熟的鼻祖,后来发展为金文、大篆,到秦王朝时小篆成为统一的文字。由于各地在使用文字时产生了不少歧义,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不仅在当时树立了标尺,而且奠定了一千多年来汉字使用规范化的基础。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海内外华人引以自豪的民族文化标志,但它最早产生和规范化是在河洛文化圈内。其他,还有中国人“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早在《河图》、《洛书》和《易经》中都有反映,特别是《易经》一书,近年来不少学者把它说成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总之,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甚大。有人把《河图》、《洛书》,视为河洛文化的源头,认为《易经》亦源于《洛图》、《洛书》,文王演《周易》是对《易经》的升华。这些深奥的文化现象,都在河洛文化圈内,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文明最精华的内容,除了为汉字打下基础外,还有青铜器制造,这是享誉世界的发明创造;秦汉之际,铁器的发明,出现了叠铸技术和球墨铸铁等当时的高科技,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有许多天象、历法、数学、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这一切都是首先在河洛文化圈内出现,为河洛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家、儒家和释家的学说及其宗教意识,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直到现在它的精华部分还在发挥着一定作用。道家的创始人是李耳,他出生在河南的鹿邑,在洛阳东周王朝任柱下史和守藏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之后,他西行至灵宝的函谷关,写成《道德经》五千言,成为道家学说的经典。道家学说后来蜕变为道教,不仅影响到某些王朝,而且广泛地普及到民间。儒家的创始人一般说是指孔丘,也有人主张始于周公制礼作乐。依我看,周公旦打下一定的基础,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升华,使其更系统、更规范、更理论化。孔子是鲁国人,但他的理论不仅源于周公,而且曾入周问礼,到洛阳向老子请教。因此说儒家在孔子时便与河洛文化有关系。留传下来的《周礼》、《礼记》、《仪礼》是规范化礼制汇编,属于儒家系统的书籍。最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曹魏、西晋在洛阳汉魏故城之南设立的太学,是当时全国惟一的最高学府,门前刻立的石经,引来全国学士每日千乘观览摹写。东汉时太学生多达三万多人;晋辟雍碑记载,西晋时仍有学生万余人,来自15个州、70多个县,还有少数西域学生。太学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它在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从儒家派生出来的两个重要学派,一个是汉学,一个是理学。汉学源远流长,影响很大,汉学的代表人物如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等一批人,他们活动的地区就在洛阳。宋代理学早期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就是洛阳人。宋代理学对中国文化传统丰富、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在河洛地区孕育和产生了汉学和理学这两大学派。关于佛教文化,洛阳有中国“释源”白马寺,有禅宗“祖庭”少林寺,有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的龙门石窟及巩义石窟寺。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洛阳的寺院达1300多处。现存佛寺还有数十处、寺塔数百座、石窟十多处,碑刻更多。北魏时的洛阳可以说是通达百国千城的贸易都会。汉唐文明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长安和洛阳是开放性的国际性大城市,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洛阳和西安。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河洛地区在古代处于最显赫的地位。以上这些都是河洛文化中的主体内容。

      河洛地区人文荟萃、大家辈出。从文学艺术和史学角度来讲,河洛文化对整个中华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诗经》是脍炙人口的一部文学史,它的许多篇章都产生在河洛地区。汉代的贾谊、枚乘、蔡邕、曹植等都是有影响的文学家,还有大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理财家桑弘羊、史学家褚少孙、地理学家桑钦、古文字学家许慎、经学家服虔等人,都在河洛地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少学者的故里都在河洛。“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都是在河洛地区活动的驰名的一代文人;“左思赋成、洛阳纸贵”更是传为千古佳话。唐代的缑氏(今偃师)人玄奘西行求法,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贡献。唐代的河洛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学大家和书画大师,如杜甫、韩愈、元稹、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上官仪、上官婉儿、王建、宋之向、姚合、聂夷中、卢仝、吴道子、荆浩等。特别是孟州人韩愈首倡“古文运动”,被尊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出生于巩义的杜甫被尊为“诗圣”,出生于禹州的吴道子被尊为“画圣”。在史学方面,班彪、班固在洛阳撰《汉书》,陈寿在洛阳撰《三国志》,范晔撰《后汉书》,司马彪撰《续汉书》,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刘籧撰《旧唐书》,薛居正撰《旧五代史》,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这些史学家有的在洛阳出生,有的在洛阳完成了自己的业绩。由以上对洛阳挂一漏万的介绍,不难看出,河洛文化的大观园里的确是万紫千红。

      河洛文化除了民间民俗文化之外,还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帝都文化”,是一种带有统治性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普及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的精髓渗透到亿万华人的心中,成了中华文化连绵不绝蓬勃发展的纽带和动力,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三、河洛文化在台湾,有人提出,“豫闽台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有人提出“豫闽台一千年前是一家”;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认为若干万年前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虽然形成海峡两岸,但闽台两地文化还是一脉相承。前边提到的最有代表性的河洛文化,究竟在台湾情况如何?下边从几个方面作以简单介绍。

      1.人口的播迁。中原人口向台湾播迁,闽地是最重要的跳板之一。据《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记载:晋代从中原入闽者有十三姓;唐初随陈元光入闽者有四十五姓;唐末随王审知入闽者有二十七姓。以上诸多中原姓氏都先后移居台湾。据载三国吴黄龙二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水军到达台湾。隋王朝派遣陈楼、张镇洲率兵万余渡海入台。唐朝进士施肩吾率族入渡海居台。南宋台湾隶属晋江县,泉州知府遣军民入台屯垦。元朝在台湾设“巡检司”。明代荷兰入侵,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大批军民长期居台。清康熙时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清光绪年间正式确认台湾为一个行省,广招福建、广东居民迁台。《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第三章《本省之居民·河洛与客家》中说:“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之苗裔。”闽粤之民又多来自中原。1953年,台湾进行了一次户口统计,户数在500户以上的有100个姓,其中63姓的族谱中均自认其祖先来自河南。这63姓共有670512户,占台湾全省828804户的80.9%。还有500户以下的姓氏其祖根在河南的还未计算。从这个人口比例来看,台湾的主体人群其祖根是中原地区,难怪台湾人自称为“河洛郎”。河洛郎迁居台湾,把河洛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民俗、信仰以及多方面的文化意识,很自然地都带到台湾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厦门大学著名的方言学专家黄典诚教授,于1981年4月22日在《河南日报》发表的《寻根母语到中原》一文中提到“寻根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他还赋诗一首:“河洛中原是故山,永嘉之乱入闽南。谋生更遍南群岛,击楫全收淡水湾。莫谓蛮人多舌,须知母语在乡关。寻根不是寻常事,唤取台胞祖国还。”这首诗写得非常中肯。在台湾不少姓氏都分别建立了宗亲会,特别是留居台湾的河南人,建立了庞大的河南同乡会。每年回到中原寻根拜祖的人络绎不绝。

      2.台湾的文化教育。因为台湾的主体人群是从闽粤播迁的中原人,河洛文化随之进入台湾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列强的侵入,也曾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立即着手肃清奴化教育的遗毒,建圣庙,立学校。郑经任命陈永华为国子监学长,以叶亨为国子监助教,聘中土之儒以教秀士;各社设小学,教之养之。“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台人自是始奋学”(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各族子弟(包括士著高山族)在乡塾读书,免其徭役。学校教育主要是传授诸如《论语》、《大学》、《中庸》、《左传》、《汉书》等儒家经典。除此之外,还教民垦荒,围生牛,教之犁耕,使野无旷土,军有余粮。其地定上中下三等以立赋税。制盐业、制糖业、纺织业、烧制砖瓦和烧炭的先进技术也传至台湾。据《清史稿》载:康熙“五十八年,琉球建明伦堂于文庙南,谓之府学,择久未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文,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文庙在久米村泉倚桥北,创始于康熙十二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嘉庆三年“尚温建国学于府北,又建乡学三,国中子弟由乡选人国学。”“七年,琉球那霸官民集资请于王,建乡学。”现在台湾的教育不仅文字语言与大陆一样,而且也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学课程也基本一样。台湾著名史学家连雅堂说:“台湾之语,无一语无字,则无一字无来历。”“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土。”台湾诗人吴明兴有一首诗说:“孩子,你听懂了我们的河洛话吗?从《诗经》、《楚辞》、唐诗,一路下来的八音吟诵传统和感情,就像我的血流在你身上!……”如此呼声,旷日持久,连篇累牍。

       3.民俗与信仰。不少学者对台湾的民俗进行了研究,其姓氏文化表现得非常突出,许多姓氏都有自己的家谱,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宗亲会,这与河洛文化中重视亲情、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同宗同族的民族凝聚力意识完全相同。台湾人的婚丧嫁娶节日礼仪大多来于中原。台湾高绪观《台湾人的根——八闽全鉴》一文中说:“台湾人文礼俗,源于中土,相袭入闽,举凡信神拜佛、敬天祭祀、婚丧喜庆、衣冠礼乐、四时年节,以及习俗人情,皆是祖宗流传而来的。”旧式的婚礼、丧礼、生子、节仪等,其许多细节都与中原相同。我们看台湾拍摄的电视,其家庭生活、亲情关系,人际往来等许多现象,与在内地看到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有时甚至分辨不出是在反映台湾居民的生活。近些年来大陆与台湾往来频繁,文字、语言、生活习俗相同,双方均能感到同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不少学者对豫闽台的方言俚语进行研究,有许多都是相同的,或者稍有变异,若追溯其母语,其根源都在河洛文化中。内陆的不少地方戏甚至民间的皮影戏,都随着人口的播迁在台湾了扎了根。

      关于民间信仰,台湾人也自称是炎黄子孙,每年都组团来大陆祭祀炎帝陵和黄帝陵,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台湾人早已祭祀炎帝,据说现在台湾的炎帝庙就有130座。台湾城乡最漂亮的建筑一个是佛寺,一个是道观。寺庙多雕梁画栋,十分壮观。不论是城市或乡间,不论是车流不断的公路两旁,或山林幽谷,随处都可以看到供奉神灵的庙宇。河洛文化中的佛、道,在台湾普及民间,深入人心。在大陆关公庙十分普及,在台湾也同样如此,例如在新筑市普天宫室外有一尊关公坐像,其高竟达120米。台湾人民认为关公不仅是安全保护神,而且还认为他是财产的保护神,把关公庙称关帝庙或武圣庙,其匾额称“万世人极”。在武圣庙内还祭祀有民族英雄岳飞。在台湾比较多的庙宇还有妈祖庙和城隍庙。这些庙宇多系由闽入台的居民所建。另外,还有土地公庙,三官大帝庙也很普遍。总之,台湾人民对神化的人或传说的神都作为神灵崇拜,例如开漳圣王、元始天尊、李老君、孔夫子、关羽、妈祖、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炎黄二帝、伏羲太昊等都是敬奉的对象。甚至与大陆一样,也有儒、释、道合一的现象,把三教神灵合为一殿侍奉。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可以说台湾的主体人群,其民族根、姓氏根、文化根都在河洛文化为代表的大中原,河洛文化的基因、民族的血脉,在台湾根深蒂固,任何妄想改变民族血缘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的行为,都将受到台湾民众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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