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大学与党锢之祸

     2006-06-11 12:46 阅读: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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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吸取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他削弱了“三公’’的权力,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同时为了选拔出对自己王朝统治的人才,刘秀采取了多种措施,实行察举、征辟的方法选用人才。在统治过程中,刘秀崇信儒学,深知用儒家经典来培养治国人才的重要性,在定都洛阳后传旨在城南开阳门外(今偃师市佃庄乡太学村西北)兴建洛阳太学,在太学中设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刘秀自己也曾多次到太学中检查教学情况,解答疑难,加强对太学的管理和投入。很快太学便发展起来,师生人数增加,名声大振,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历史最长的中央大学,为东汉王朝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

 

太学中的教师大都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很有名气和声望,并精通儒家经典。当时的太学屑太常卿管理,在太学中有博士祭酒1名,博士14人。祭酒可以说就是太学的校长,博士就是从教的教师。,在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班彪、桓潭等名流都或先或后地在太学任教。这些人以“家法”授课,即以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发挥,自成一家之言进行教学,他们教学严谨,教学质量较高。

 

太学中的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六百石以上的官僚贵族子弟,他们可以不经考试,到一定年龄就可到太学中学习;另一类是经过统一考试在全国选拔的平民子弟。最后一类是地方郡县推荐的晶学兼优的子弟。对于到太学中学习的学生,条件要求很严格,在选拔中以德、才为主,还注重仪表,年龄一般要求年满18周岁,对个别智慧过人者可以适当放宽。据历史记载东汉太学的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0多人,为东汉朝廷培养了大批有用之士。

 

太学生学业期满,经过朝廷考试,合格者就可任官,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以能到太学深造为走向仕途的敲门砖。但是这种情况在东汉末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末年,除汉明帝、汉章帝外,皇帝都在幼年即位。汉殇帝即位时不满一岁,汉冲帝即位时年仅二岁。这样就出现了即位的小皇帝不懂事,无法处理政务,朝中大事多由太后主持情况,太后作为一名妇道人家没办法统治全国,往往在政治上依靠父兄,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在皇帝渐渐长大以后,对外戚专权不满,身边又没有什么依靠,只有依靠宦官向外戚夺权,在取得成功后又形成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这样就造成了外戚、宦官交替掌权执政,使东汉的政治非常黑暗。外戚梁冀,官至大将军,在东汉王朝掌权近20年,先后拥立过多个皇帝,亲朋党羽遍布天下,造成皇帝成了傀儡,官吏升迁要向粱冀谢恩,皇帝的侍从由梁冀选派,皇帝的一举一动,待从均向梁冀汇报。梁冀凭借自己的权势,横行朝野,强占无数民田,在洛阳近郊到处都有他的花园、别墅,他逼迫良民做自己的家奴达几千人之多。后来粱冀被朝廷抄家,家财竟达30多亿,相当于当时朝廷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宦官专权以后也很黑暗,他们贪婪骄横,无所不为。在讨灭外戚梁冀的斗争中,宦官单超、左怕、徐璜、具瑗、唐衡等5人,同日被朝廷封侯,当时称为“五侯”。他们居功自傲,作威作福,残害百姓,横行朝野,在洛阳近郊模仿皇宫为自己修建住宅,住宅中的楼阁、池塘、苑园较皇宫并不逊色。这种情况使东汉太学生们十分不满,他们的仕途受到了堵塞,政治生命没了保证,竭力要求皇帝主持公道,依法办事,并和各州郡的学生相互联络,联合较为清廉的士大夫进行“清议”,评价朝廷政治,揭霹宦官的罪恶,以求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这样在东汉京都洛阳便形成了一个反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营垒,以部分开明官僚为主体,加上京都洛阳的太学生和郡国生徒联合起来,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居的政治反对派。

 

李膺就是反对宦官擅权的领袖人物。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在担任河南尹时就因打击宦官势力而被捕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依然强力打击宦官势力。在当时的洛阳,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的家中,寻求张让的保护。李膺得知以后,让人将张朔从张让家中搜出,并依法处死。一时间在京都洛阳城许多宦官因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因此名声大振,受到了士大夫的尊敬。士大夫如能得到李膺的接待,感到莫大的荣幸,称之为“登龙门”,此事让宦官对牵膺恨之入骨,他们等待时机,准备报复。

 

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说他们“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对东汉朝廷的统治极为不利,汉桓帝遂下诏全国,逮捕李膺等删余人。到了第二年,将李膺“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发生在洛阳的第一次“党锢”事件。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即位,太后的父亲窦武作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与陈蕃合作,重新起用被禁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谁知事机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在政变中也被宦官所杀。公元169年,宦官又指使他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逮捕,这些人后来都死在了狱中。公元172年,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再一次搜捕党人,在洛阳城抓捕了“党人”及太学生一千余人。过了几年,宦官又操纵皇帝下诏,规定“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是发生在洛阳的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这些人才得到了赦免,被东汉朝廷起用去镇压农民起义。

 

发生在洛阳的两次“党锢”之祸,在东汉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命清高的官吏、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权,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虽然受到了逮捕、禁锢,但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也得到了洛阳百姓的同情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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