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荟萃耀洛阳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文学创作百花齐放，名家辈出。在诗歌创作方面，唐代则是最光彩夺目的朝代。其诗歌文学创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位居历代之首，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共九百卷，汇集了唐代二千三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多首诗，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无与伦比。可以豪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曾经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人类留下如此丰富的诗歌瑰宝。所以，唐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至今仍被人常诵不衰。

在万卉千花、争奇斗妍的唐代诗坛上，活跃着一大群风格各异、卓有建树的诗作者。有人将唐诗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由唐开国到玄宗开元初约九十余年；盛唐，由开元初到代宗大历初约五十余年；中唐，由大历初到文宗大和九年约七十年；晚唐，由文宗开成初到唐朝结束约七十余年。唐初由于六朝以来浮艳诗风的继续盛行，使新诗风与之斗争了将近百年时间，到盛唐、中唐时期，成熟的唐诗才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其成果达到极致。如果把整个唐诗的发展比喻为一首诗曲的话，那么歌曲的最强音，即最充分、激越、优美、动人的部分就在盛唐和中唐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名家辈出，星光灿烂，出现了许多锐意改革诗风的集成者。从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到自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孟郊、贾岛等等，等等，都处在唐诗的至尊地位。

当时，由于洛阳东都的特殊地位，特别是武周都洛阳，科举考试以赋诗为主要内容，使得诗作者如雨后春笋，繁荣茁壮。在众多的才子佳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家”、豪杰都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有的出生在洛阳，有的工作生活在洛阳，有的相互之间以洛阳为媒介相互联系，结下友谊，唱和交流，学习竞赛，取长补短，启发促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有许多事被后人传为佳话而津津乐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刘禹锡、元稹以及韩愈与李贺之间的交往。

1．李白、杜甫与洛阳

在群星灿烂的盛唐诗人中间，李白与杜甫犹如两颗巨星，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李白(公元701叫61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李白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所谓的“全盛之日”中度过的。当时社会稳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威远播，对外交流频繁。所以李白的诗大多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豪迈奔放的浪漫激情，“我辈岂是蓬嵩人”的自信和傲视一切的个性，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其诗风壮浪纵姿，超凡脱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想象奇特，浪漫倜傥，不愧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而杜甫(公元712口770年)中年之后则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还与老百姓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20岁之前的他一直居住在洛阳，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一直渴望能走入仕途，有所作为。但由于朝政黑暗，奸相李林甫的把持，使他科举多次不中，仕途也一直不济。所有这些，都使他密切注意到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发现了统治者专横骄奢的丑恶行径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当政者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他的诗大胆揭露时弊，对统治者的罪行作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此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在艺术表达上，他善于运用多种诗歌形式，风格多样，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创作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被后人尊称为“诗圣”。

李杜二人相差仅十一岁，大的生活背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李白的父亲是当时的富商，家境较宽裕。杜甫则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官员地主家庭，家底也较为殷实。当时，经过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到唐代水陆交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纵横交错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为人们游历全国创造了条件。两人年轻时即在诗坛小有名气，所以诗人的气质使二人都好旅游。李白二十五岁之前，已遍游四川。二十七到三十六岁之间，是李白自述的“酒饮安陆，蹉跎十年”时期，他泛舟洞庭、足登庐山、东下金陵、南游吴越，后求仕几年不得志，遂离开都城长安，重新过自己自由自在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曾投笔从戎，获罪被捕，获赦后过着贫病凄凉的生活，762年病卒于当涂。在他的一生当中曾三次游历洛阳，前后在洛阳滞留约五、六年时间，写下了大量的描写洛阳的诗篇，如《洛阳陌》、《春夜洛城闻笛》、《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天津三月时》等，而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第三次洛阳之行。

杜甫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祖坟就设在首阳山脚下，从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过了四五年的游历生活。二十四岁时科举落第后，又继续到山东地界游历，写下了许多诸如《望岳》的著名诗篇。直到741年才回到洛阳偃师杜楼村，建“土娄”而居，并结婚生子。744年，李白在以东鲁粱园为中心，辗转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时，第三次来到了洛阳，并慕名到偃师首阳山杜楼村会见了杜甫。两人一见如故，饮酒赋诗，寻仙访古，同游洛阳。后又偕同另一诗坛名家高适同游梁宋、东鲁。李白远游吴越后，杜甫才回到洛阳。这次会面，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白走后，杜甫一直挂念他的安危，为李白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唐肃宗至德二年，李白因永王李磷幕府一案获罪入狱，第三年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但远在秦州的杜甫并不知情，相反却听到了李白落水而亡的讹传，所以忧心如焚，集结成梦：“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熟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李白的关切之情溢于诗文。得知李白遇赦后，又对李白的友情深深眷恋：“凉风起天末，君子竟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把对李白的崇拜、思念、关切之情表达得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李杜两颗巨星一生中仅有一次会面，以洛阳为连接点，珠连璧合，传颂千古，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诗人闻一多先生曾把这次会面喻为孔子与老子会面之后又一次划时代的会面，并由衷赞曰：“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位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春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过来了，我们看去，不是那天空中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有重大意义吗?”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次会面，李白那放浪不羁、豪气冲天的浪漫主义诗风，对初试锋芒的杜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虽从小就居住在洛阳仁风里二姑母家，但真正游历洛阳就是在这两年。和李白会面后，二人一同郊游，一同欣赏伊洛风光，一同求仙访道，共登邙山之颠，一同切磋诗技，凭立天津桥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

杜甫虽出生在巩县，但对洛阳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一直把洛阳作为自己的家乡。770年客死他乡后，遗命葬于首阳山下先祖墓侧。40年后，其孙嗣业才历尽千辛万苦将其迁葬于偃师首阳山。杜嗣业在搬移祖父遗骨时路过荆州，遇见诗人元稹，就恳请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墓志铭。偃师首阳山成了人们最值得纪念的“诗圣故居”和“诗圣墓地”。

2．自居易、元稹、刘禹锡与洛阳

在唐诗群星灿烂的天宇里，白居易(772-846年)是继李白和杜甫之后升起的又一颗巨星。他继承并发扬了现实主义诗风，沿着杜甫的道路前进并进一步建立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他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诗直面现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朴而近古，除状物抒情外，大部分都在讽刺封建统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留传下来的诗作有3000多首，是历代诗人中最多产的一个。若论及与洛阳的关系，他不仅是唐代，而且是中国历代著名诗人中与之最为密切的一个。

“学而优则仕”，白居易也不例外。但他直言敢谏、疾恶如仇、揭露时弊的诗歌和行为，经常引起权贵的不满，因此也同样是仕途不济，经常迁徙流动，四处为官。究其一生，出生成长于江南，为官于长安、江州、洛阳等地，曾家居于湖北襄樊、陕西等处，但在洛阳居住的时间最长，前后几次总计达三十年，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特别是经过种种挫折和打击后，他选择洛阳为自己颐养天年的终老之所，从58岁至洛，连续18年居住在洛阳，可见他对洛阳的感情非同一般。

在定居洛阳期间，白居易在洛阳城中东南的履道里购买了故相杨凭的旧宅，进行了改建。在这最后的十八年光阴里，诗人自称为“醉吟先生”，自认为是“心向佛道，意在诗酒”，生活的大体内容就是饮酒吟诗，以诗会友，在家出家，念经礼佛了。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有几个挚友不能不提。一个是才子元稹，一个就是诗豪刘禹锡了。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洛阳人。二十四岁时与白居易同授校书郎后，由于政治主张、文学主张相同，遂结为莫逆之交。在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参与者，成为运动的中坚，当时世称“元白”。其诗作中，《连昌宫词》等八十多首乐府诗最为有名。《连昌宫词》与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通过天宝年间李隆基、杨贵妃的历史故事，反映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

元稹生性绛积，仕途中也是屡遭打击，曾被流放江南数十年。不久，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元稹为通州司马，二人虽相距千里，却来往诗歌唱和不断，赠答频繁，一直是倾吐心迹的知己。元稹虽为洛阳人，但一生大多客居在外，为此写下了不少思念和歌咏洛阳的诗句。但在多次回洛阳期间，一直与白居易过往甚密。所以，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并不寂寞。

在元稹去逝之后，刘禹锡又成为白居易一个交谊深厚、才力相当的诗友。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与白居易同年出生，洛阳人。刘禹锡是中唐现实主义诗人中成就卓著的佼佼者。他精于文，善于诗，才华横溢，勇于创新，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讽刺诗、寓言诗、怀古诗、乐府诗及近体诗，其诗风有的雄浑豪爽，犀利深刻，有的意境优美，含蓄精炼，有的比兴喻讽、思路新颖，风物人情，喜笑怒骂，皆成精晶，在唐诗中独树一帜，因此被尊为一代“诗豪”。

刘禹锡与自居易年龄相同，在诗歌方面都卓有建树，思想上也比较接近，都主张刷新政治，革除弊政。其人生遭遇也颇相似，几经挫折，终不得用，因此，两人之间友谊很深，和诗很多，互相推崇，其“诗豪”雅号，就是白居易所封。而刘禹锡也称白居易的诗作为“精绝百炼金”。晚年，刘禹锡职闲身轻，归居洛阳铜驼巷，白居易则幽居洛阳履道里，多年老友，老年得聚，欣喜之隋，可想而知。所以两人来往频繁，传信不断，一唱一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所以在“元白”之称后，又有“刘白”的雅称。两人同居洛阳，精神相伴，共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成为诗坛佳话。

3．韩愈、李贺与洛阳

唐代文学在中唐时期呈现出一派新的繁荣景象，与诗歌领域里的新乐府运动几乎同时兴起的散文领域里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成就。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就是把洛阳作为旧籍的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大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韩愈。   

韩愈，字退之，贞元八年(792年)进士。为做官曾在长安求仕十年。虽然求仕不得，但却在长安结识了一大批文学人士，如柳宗元、孟郊、刘禹锡等。他们意气相投，思想融洽，而韩愈则成为他们中间的核心人物。尤其是与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更是特别。三人同为太子校书，韩愈先在位上，三人在相同的官职上互相学习，共勉上进，史书上称为“善事”。后来，韩愈写诗赞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三人不但在散文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在诗歌方面同样颇有成就；在唐诗中占有一席之地。

韩愈在为官途中，因敢言直谏得罪皇帝，同时，在柳宗元、刘禹锡领导的永贞改新失败中不愿卷入政治斗争，于是请调洛阳国子监教书，一呆就是五六年。在洛阳期间，他的局围又聚集了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把古文运动搞得蓬蓬勃勃。这期间，韩愈与李贺，，一个文坛前辈，一个诗坛后生，在洛阳演绎了一部伯乐识马的千古“名剧”。

李贺(790—816年)，今洛阳宜阳县人。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7岁，但传世之诗就有240多首。当时诗坛，名家辈出，韩、柳、元、白竞起争鸣，李贺小小年纪，却能够异军突起，别开生面，刻意创新，独树一帜，卓然自成一家，为唐代诗坛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善于吟鬼，极端精彩，被称为“诗鬼”。

唐代士大夫中，韩愈是从理论到实践爱护人才、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的儒学大师。他曾讲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争取做一个伯乐，多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当时文坛把从师视为耻辱，韩愈就不顾流俗，召收后学，奖掖青年，尽量给青年人提供成才的条件。李贺18岁那年，怀着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从宜阳赶到东都洛阳投奔韩愈。当时，韩愈已宽衣上床，准备休息，门人递上了李贺的诗稿。当韩愈读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精神为之一振，立即穿衣下床，迎入李贺叙谈至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从此，韩愈把李贺作为人才，着意培养和提拔。

后来在韩愈的推荐下，李贺顺利经过了河南府试，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都城长安去参加殿士。但因李贺的诗句得罪了权贵，被当权者找理由，取消了殿士资格。韩愈得知后非常气愤，特地写了一篇有名的短文《讳辩》，为李贺辩护。

元和四年，已升位东都都员外郎的韩愈和已做了监察御史的皇甫（氵是），专程到李贺在洛阳的住所去拜见李贺。两颗巨星，驾临寒舍，使李贺喜出望外，激动万分，提笔写下了有名的《高轩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之后，在韩愈到长安做官后，又极力举荐李贺，李贺才走入仕途。但不久因体弱多病而夭折。

总之，在唐代，洛阳诗人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巨匠辈出。除此之外，还有田园诗人王维也长期居住在东都；元结和独孤及在唐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二人都是洛阳籍人士；著名诗人贾岛因屡举进士不第，在洛阳出家为僧。祖咏、盂云卿、韦应物、王季友、张渭、李涉、席晋、元晟、武元衡等人，都是东都著名诗人，他们的诗篇都为瑰丽的唐文苑增添了色彩。而洛阳也因这些巨匠的照耀在唐代历史上显得举足轻重，名扬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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