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园修史出《通鉴》

北宋建立于公元960年，建立后，经过十几年的统一战争，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局面，统治秩序渐趋稳定。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经济得到恢复，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这时，统治阶级很想总结一下历代的政治得失，以作为巩固政权的借鉴。但是，我国史书典籍卷帙浩繁，很难在较短时间普遍阅读，理出头绪。因此，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实为当时政治上的急需。司马光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山西夏县人。其父司马池乃宋真宗、仁宗两朝名臣，官至天章阁待制、三使副使等。司马光自幼受到廉洁家风的熏陶，诚实简朴，聪颖好学。他十九岁中进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西京留守御史台、尚书左仆射兼黄门侍郎等职。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负责编写完成的我国第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后周政权的灭亡。全书294卷300余万字，记载了十六个朝代、1360余年的历史，是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史学巨著。而这部巨著主要是在洛阳尊贤坊司马光的独乐园中写就的。

司马光编书的前四年是在都城汴梁(今开封市)度过的。他利用皇家的丰富藏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被贬出京城，遂移居洛阳，专心著书。

洛阳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又称为西京，是当时文人学士荟萃之地。邵雍、程颢、程颐等人此时都在洛阳讲学，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也基本是在洛阳成书的。另外，很多官僚文入学士如富弼、文彦博、范缜、苏轼等也都寓居洛阳。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洛阳就成为司马光静心编著<资治通鉴》最理想的地方。

司马光到洛阳后，于尊贤坊(今洛阳郊区狮子桥北)买田二十亩，构筑了一个简陋的私宅，名曰“独乐园”。园中“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后经逐步营建；形成一处园林式建筑。在读书堂南的“异水轩”，有状如虎爪的五股泉水，名“虎爪泉”，引水人轩，穿轩中方池，潜越屋内地下北流，过石象鼻形水口，注入庭中，分二渠绕庭四周，又于庭西北角汇合流出。堂北有大池，中有竹岛，岛上钩鱼庵，颇具野堂渔翁之意境。池北有种竹斋，屋外美竹，为盛夏消暑之所。池东有“药圃”，藤本草药，攀缘竹上，绳揽竹梢，状如竹屋，名曰"采药囿”。其南广植牡丹、芍药等。园内筑台，台上筑屋，登临可望伊阙、少室诸山，名“见山堂”。独乐园整体构思精巧，形同天成，又大方又幽静。司马光正是在这里埋头编修《通鉴》。

司马光在独乐园中专心编书，力求不为繁事所扰，但有时事情并不以自己的志意为转移。到洛阳后不久，他的两个重要助手刘放、刘恕皆因政治问题先后被贬它处，无法在此正常工作，但司马光毫不气馁，他在助手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仍矢志不移于《通鉴》。

司马光在洛阳的编书生活十分俭朴，每天要工作到深夜，不论三九寒冬还是炎热中伏，从不间断。他也从不追求过高的物质享受，但对学术则孜孜追求。他“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品格。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修成了上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朝灭亡的八卷本编年史，取名《通志》，并呈送给英宗皇帝。英宗十分欣赏，要求司马光继续编写此后的历史，并批准在崇文馆设立书局，特许司马光“自辟官属”，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书阁的皇家书籍，向他供应皇宫里的笔墨缯帛等办公用品，全力支持司马光的工作。司马光挑选了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与自己一致的刘（分攵）、刘恕、范祖禹三人作为助手，组成了编写班子；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以及刘安世、黄庭坚、孔武仲、张舜民等也都参加了文字的检阅、校勘等工作。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除“正史”外，还采用杂史达322种。叙述一件史实，往往要根据多种史料来印证。他的编修方法是：先搜集资料，作出丛目，再按时间的先后，把资料剪裁排比，列成长编，这就成了《通鉴》的底稿。单是其底稿贮稿在洛阳一处的，就堆满了两大间屋子。然后司马光又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去粗存精，锤炼辞句，润色文字，最后定稿。

编修《资治通鉴》，从英宗治平三年书局成立起，到神宗元丰土年(1084年)止，历时19年，而全书主要是在洛阳的15年时间修定完成的。在《通鉴》定稿的同时，还完成了《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各三十卷，全书合计共354卷。

司马光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能长时期远离政坛，默默无闻地埋头修史，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个伟人，其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资治通鉴》则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创造了一代史学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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