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忧而后天下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句，出自于《岳阳楼记》。而这一名篇与洛阳的关系却并非世人皆明。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促成这篇名作的则是一位洛阳籍名人滕子京，他们关系密切，且都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范仲淹死后又葬于洛阳。由此可知，《岳阳楼记》与洛阳有解不开的渊缘。下面，就让我们从他们两人的经历来看看是如何造就出那千古名篇的。

滕子京(991--1047年)，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初为泰州从事、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当涂县，又移知邵武军、邵武县知县，再迁殿中丞。期间，他上疏朝廷，请太后退朝还政于仁宗。后仁宗擢升“尝言还政者”，滕子京拜左正言，后迁左司谏。不久，因言得罪朝廷，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后又降监池州酒。后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官赐五品。时至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王元吴起兵攻宋，兵临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朝廷起用急难之人，遂进滕子京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泾州北)。时泾原路(今甘肃镇原)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会合知镇戎军曹英，率环庆路、泾原路、镇戎军都监，西路都巡检使，瓦亭砦、天圣砦砦主等各路人马在定川同西夏军展开激战，最终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西夏军长驱宜人直指渭州(今甘肃平凉县，与泾州同属泾原路)，“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滕子京自知泾州城内兵少，难御强敌，于是坚城自守。不久，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范仲淹率藩汉兵士6000余人，分三路赶来救援。西夏军见状，退回塞外。

为鼓舞士气，抚慰民心，滕子京“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殁者，器于佛寺，祭酹之，因厚抚其孥，使各得所欲。”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仁宗皇帝闻讯，提升奖励有功将士。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荐膝子京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滕子京离开泾州赴庆州上任之时，泾州百姓数百人夹道相送，依依不舍。他知庆州数月，便将这里治理得井然有条，史言“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

此时，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上疏，说滕子京“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接着，监察御史粱坚也提出弹劾滕子京。朝廷大怒，一面派使调查，一面将膝子京调离庆州，九月，他被徙权知风翔府(屑秦风路)。对滕子京的无端诬告，范仲淹、欧阳修及接任庆州知州的田况，都上疏为其辩护，且使臣调查后发现，弹劾是夸大其词。此钱乃滕子京统领环庆路之始，诸部属及羌人首领千余人前来谒见，滕子京为宽待馈赠客人之用，仅三千缗，其余“十五万贯是诬加钱数”。即使如此，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牢牢抓住这点不放，借滕子京案打击推行新政的范仲淹。朝廷不明，最终将滕子京降官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于庆历四年(1044年)春正月移知虢州(属永兴军路)。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王拱辰仍不为止，宣言“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且对滕于京“降秩守虢，惧边臣则效，宜施重责”。一个月后，即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又从虢州“谪守巴陵郡”，即岳阳。

尽管滕子京被无辜指责而一次次遭贬，最后来到西南边陲，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带领百姓筑偃虹堤以治水患，建岳州学堂以兴教化，仅一年就把巴陵郡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谏官欧阳修称“滕侯志大才高，名闻当世”，“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以长利”，“可以为后法”，史称其“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

滕子京在巴陵郡所做的名垂千古之事，便是重修岳阳楼，增旧制，刻诗赋。且其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而是告喻郡里，“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于是，“民负债者争献”近万缗，遂于庆历六年(1046年)春夏之际修成岳阳楼。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滕子京迁任苏州知州。不足一个月，苏州百姓便“歌其能政”。但此时，滕子京已是长期积郁，三个月后逝苏州任上。《宋史》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20余篇”。

而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江苏苏州人，是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与滕子京同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死后即葬于洛阳市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万安山南侧。

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孜孜攻读，自小就立下了清廉正直的崇高志向。步入仕途后，他“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后人称道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夫矫劢尚风节，自仲淹始之。”他在任秘书阁校理，吏部员外郎、龙图阁学士和参知政事期间，目睹冗官滥吏、腐败难挽的局面，毅然上疏提出一系列革新意见。如庆历三年，他任参知政事时，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建议。虽然由于种种阻挠，这些措施未能彻底推行，但却集中反映了他是超凡的大智大通。

他对于百姓充满了同情和爱怜。皇（示右）元年（1049年），他用自己多年积蓄的俸禄，买良田千田，作为义田。以其收入赡养族中穷人，使他们“月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养。”而他自己却从不奢侈。在他花甲之年，几个儿子想在洛阳为他建造一处上等庄园，作为他逸老之地，还有人要替他在京城买一座园林，都被他以“所患在位高而难退，不患退而无居”为由而拒绝。

范仲淹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他提出“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的主张。因此，他从重视教育着手，所到之处，无不重教育。在苏州，他兴建了府学，并聘请著名学者讲学，一时府学盛况空前，成为全国办学的典范。明代文学家徐有员《苏郡儒学兴修记》记载：“苏州为郡甲天下，而其儒学规模亦甲天下。”“苏学为天下第一，有深广远丽之称。”范仲范还奏请朝廷在全国普遍兴办教育，并被采纳。一时各地府学、县学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

范仲淹不仅政绩卓著，而且还是个文学家，诗人。有《范文正公集》四十六卷流传于世。

当朝宰相韩琦赞扬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庙，照耀日月，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北宋富弼称之谓“圣人”，南宋朱熹称之为“天地间气，第一风流人物。”在皇帝诏书中，也将其比作“泰山北斗”、“景星凤皇”宋仁宗为其神道碑篆刻额“褒贤之碑”。

滕子京、范仲淹，一个是河南洛阳人，一个是死后葬于洛阳。他们都与洛阳有不解之缘。他们俩有许多相同的经历，因此关系非常密切。最为世人熟知的就是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他们的相识，应该是从同年中进士开始的。

大中祥符八年，滕子京与比他长两岁的范仲淹同年中进士，古时互称“年兄”；即同年中第。当范仲淹在泰州任盐官时，滕子京也在泰州任从事。滕子京于处理正常事务外，“孜孜聚书作文章，爱宾客”。范仲淹由此对脖子京非常欣赏。后来，他们同护海堰。当时，形势非常危机，人心惶惶，兵民惊逃。而滕子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从而稳定了人心，官民共同努力，扭转了危势。范仲淹亲眼目睹滕子京临危不乱，处世不惊的大气魄，由此认识到滕子京“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再后来，西夏犯边，朝廷以膝子京为刑部员外部、直集贤院、知泾州。由于他采取了固守泾州的正确策略，再加范仲淹率领大军及时赶来救援，西夏军看到无机可乘，遂退兵塞外。

其后，便出现了郑戬、梁坚向朝廷弹劾膝子京“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亲自经历整个事情经过的范仲淹，数次上疏朝廷，为滕子京据理力争。他说：“梁坚元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人城防守。其时又水冰寒苦，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四头饷一万五千余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并向朝廷担保：“若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

但是朝廷不顾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谏言，还是将滕子京一贬再贬，最终被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到巴陵一年，便“政通人心，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并千里迢迢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于是，滕子京写了《与范经略求记书》(又称《上范资政求岳阳楼记书》)，书曰：“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希望“于戍务鲜退”之时，“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

范仲淹接到书信后，欣然受命，写就了《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嘱予作文以记之，……”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景生情，托物言志，“去国怀乡，怀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喜气洋洋”。接着，又表现“不以物善，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更是为后人所崇敬，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离开巴陵就任苏州知州不到三个月的腾子京积劳成疾，不幸去逝，范仲淹闻讯，慨然长叹，并应滕子京诸子之情，为老友写书了(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铭曰：“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河不还，鬼神何意?”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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