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移民与大槐树的传说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段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天灾不断，最终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战乱，中原大地一片荒芜，人口稀少。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即从地窄人密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迁徙人口。此次移民时间长，包括地区多，迁出地主要是山西，迁往地主要是豫、冀、鲁、皖等省。河南洛阳自然是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至今在洛阳城乡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祖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已成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共同根源。那么，移民与大槐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需要从元朝末年说起。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至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败逃塞外，历时不足百年，虽也曾盛极一时，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冲突及自相残杀不断。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顺帝即位(1333年)的25年中，元朝九易其主，故有“席不暇暖”之说。

特别是到元朝末期，由于蒙汉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不断流亡，造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黄淮多次决口泛滥，农民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351年终于爆发了元末最大规模的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起义。随后，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纷纷响应。经过十几年的征战，朱元璋逐渐消灭了其它势力，推翻了元朝统治，并于1368年建立了明政权。

但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局面。由于多年的战乱，战争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死的死，逃的逃。据清乾隆《偃师县志》记载，早在“至正五年(1345年)，伊洛河泛滥，淹没千家，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至正廿二年(1362年)，洛阳、偃师、孟津大旱，人相食”。天灾人祸并至，遂致河南、河北、山东、皖北等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渐绝”((明太祖实录)卷廿九)。而这个时期，相对远离战区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所以人丁兴旺，并逐渐出现了地窄人密的矛盾。

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首要解决的便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果断地从洪武初年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西就被指定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令“疏散山西两府(平阳、太原)五州(汾、辽、蒲、潞、沁)五十一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广大地区”，使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战乱达四年之久，天下被破坏的程度，甚于明太祖时代，结果造成“中原田多荒”(《明史、食货志》)，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的荒凉局面。于是，明成祖朱棣不得不继续大量移民，补充人烟稀少的地方。因此，移民高潮历三朝五十年，这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明初移民的事实，在《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日知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政府对移民采取了鼓励和奖励政策，被迁徙的老百姓每户发给银锭二十两，作为安家费，使其置耕牛、种子、建房等，并免其三年或五年的赋役。

那么，山西迁民，为什么仅洪洞大槐树影响最大呢?这是由于山西人口之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县正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它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且是晋南平阳一带人口最为稠密之县。明代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作为迁民重点是很自然的。

洪洞县西周为杨侯国，秦汉置杨县，隋代改为洪洞县至今。在县城北郊贾村西，有一处公园式建筑。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常驻驿官，办理公差。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即从树下通过。

为此，明政府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移民“凭照川资”。

元末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因天灾战乱，造成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中原地区又是明政府的重要根据地，所以，河南必然成为移民的重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63个县有移民。我国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山西迁民于河南者，以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归德府(今商丘)为最多，河南府(今洛阳)、汝宁府(今汝南)、南阳府(今南阳)也不少。”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中，据记载永宁(洛宁县)、孟津、偃师、洛阳县山西迁民为数不少。据一些氏族家谱、碑文上看，都记载有迁民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多数正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迁来，虽然有些村庄氏族无所记载，但他们都知道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明通化《河南通志》记载：明初洛阳县有人口82841人，永乐十年(1412年)83124人，成化十八年(1482年)85124人。《偃师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3961户，29125人，永乐十年(1412年)4017户，30000余人。这些都是迁民以后的数字。

现就看到的部分家谱、石碑所记载的情况，摘录如下：偃师山化乡游殿村道光二十三年十月续写的(滑氏家谱)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六年由山西迁徙而来，至今四百余年。……考《明史》洪武朝户部郎中刘元皋上疏，古狭乡之民，迁于宽乡，欲地无余利，人无失业也。上从其言，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则滑氏之来偃，其在明初无疑矣!”游殿村西滑氏老坟有一碑载：“自山西洪铜(洞)迁来……”。

偃师寇店韩寨《赵氏族谱。引》：“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河南府洛阳县东南路偏五里孙贺庄，后改名杨裴屯。”韩寨{大明处士张公大老之墓碑}载：“大老系张氏始祖也，原籍山西长子县南和村人也，因国祸世乱，随母到偃师县治。”

洛阳《王氏祠堂碑》载：“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明中期由洛阳北窑迁到洛阳府高崖寨。”

清道光廿四年所修偃师山化乡王窑村《王氏家谱·序》载：“吾王氏聚族邙山角下，洛河北岸，自明初洪武三年山西长子县迁移已来至四百余年。”山化乡关窑《王氏家谱·序》及祖茔碑文均记载：“祖讳贵，原籍山西阳城县大王庄人，于明洪武初年迁偃，至今六百余年。”

宜阳县城关乡河下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立《创修谷氏祖庙碑记》载：“明初，谷氏仁美公自山西洪洞迁居宜阳县寿安之左，迄今四百余年。”  据宜阳《裴氏家谱》载：其先祖于明洪武二年自山西闻喜迁来，当时是裴成夫妇携五子，现已繁衍到2700多人，分布于三乡的可乐湾、杨圪塔、赵堡乡的油路口及盐镇等地。

宜阳《许氏老八门家谱》载：先祖于明洪武七年由山西迁入宜阳鱼泉，至今已繁衍至19代。

宜阳莲庄《王氏家谱》载：王氏先祖于明初由山西夏邑小李庄迁入。当初仅为母子四人，现已繁衍到1927人，分布于宜阳县的莲庄、张坞、韩城、盐镇、石陵、赵堡等乡。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邦瑞即为此支王氏之名人。

东赵保(张氏祖茔碑文)载：始祖友谅公系山西洪洞县八政村人，于大明永乐年间迁至河南省宜阳县东赵保。”

新安县《陈氏宗谱》载：先祖于明代由蒲坂迁至河南省新安县窨兴村。六百年来，人口繁衍流迁，今分布于宜阳、新安、济源、渑池、孟津、洛阳、嵩县、卢氏等地。

由以上所列资料看，洛阳一带在明初有许多山西迁民，说明大槐树处集中迁民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究竟有多少人，则无从查考，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考证。也许有些已不知由山西何处迁来，但大家公认是大槐树处迁民的后裔。迁民到了新的居住点后，他们大多在新居的院子里或大门口栽种槐树，借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总之，明朝初年大规模迁民，客观上缓解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因此，迁民政策应该说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有关当时大槐树迁民，还流传着不少传说故事，其中“复形小脚趾甲”、“背手走路”、“解手”的来历最为生动形象。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据说凡是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都有一裂缝好象是两个小趾盖。据说明朝政府为实行迁民垦田政策，也实行了优惠政策，如发给川资盘缠及安家费，但人们故土难舍，谁不留恋自己的家，而去千里迢迢投奔异乡?因此，明政府在迁民前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日内赶到。愿迁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晋南、晋东南、晋中的人都来了。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暗中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大官员在官兵簇拥下宣布：“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这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人们哭着、骂着、呼爹唤娘，混乱一片。但这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者脱掉鞋子，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因此，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被砍一刀的缘故。

在押解迁民时，为防止逃跑，被迁者都用绳反绑，然后用一长绳联结起来。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告诉小孩子：“这里就是咱的老家，这里就是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一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自然要经常有人要大小便，这时，只好央求官兵：“老爷，请解手，我要拉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明白了。以后，“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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