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克洛阳与福王被杀

明朝自万历十年(1582年)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他所推行的改革很快被明神宗全盘否定，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在一度振作之后，又再次腐败下去，终于陷入了统治危机。

明神宗在历史上以昏庸著称。他在位48年当中竟有约20年不理朝政，大臣要求召见面奏国事，也很少得到允许，奏疏往往“留中”不予批示，整个朝政陷入半瘫痪状态。然而，他对金银珠宝却是贪婪无厌，派出大批宦官和锦衣卫官校前往各地“开矿”、“征税”，倚仗至高无上的皇权恣意掠夺民间财产。其后的明熹宗(1621--1627年在位)自己不理政事，信用太监魏忠贤，致使宦官势力大增。再加全国范围的水旱蝗灾接连不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大批农民破产流亡。1627年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他倒想重振朝纲，遂任用正直之士，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但是，此时的天下，人心思乱，明朝已呈土崩之势。

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首先举义，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府谷、汉南等地群众起而响应，安塞县的高迎祥、米脂县的李自成等也都相继举起义旗，起义的浪涛迅速波及到整个陕北高原。各地起义军经过几年的分散斗争，逐渐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集中力量，遂共推高迎祥为首领，统一指挥起义军。这样，起义军势力不断扩大。由于明朝不断派兵围剿，义军遂突破陕西，进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高迎祥的起义军攻破渑池、宜阳，到达洛阳外围。由于洛阳城坚池深，起义军绕洛阳城东去。

崇祯八年(1635年)，各地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荥阳大会，接受了高迎祥部下李自成提出的“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敌人的正确策略，使义军由各地流动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的道路。会后，起义军分兵五路，迎击官军。主力由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迅速东进，人安徽，占凤阳，毁皇陵、焚兴龙寺，引起明王朝极度恐慌。至此，黄河、长江间的广大地区，都成为农民军活动的势力范围。

祟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李自成攻占伊阳(今汝阳)、嵩县。接着，又转战灵宝，占领陕州、渑池、新安，围困洛阳。由于明廷令左良玉、祖宽二军急赴洛阳增援，农民军遂退兵进入陕西。同年，高迎祥在陕西不幸陷敌牺牲，李自成被义军推举为闯王，继续在陕川边境坚持斗争。明王朝令大刽子手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领明军镇压起义军。杨制定了严密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为“四正”，派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西、江南、四川为“六隅”，派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网”，从四面八方向农民军合围进剿。此计划的确给起义军带来了较大威胁，也使义军损失较重。祟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带少数残兵突出重围，进入商雒山中，一方面避敌锐气，一方面积极休整，积

蓄力量。

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在鱼腹山中渡过了困难时期，在全国反明起义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率军挺进河南。

此时的河南人民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明朝统治者，特别是福王朱常洵的严重搜刮，另一方面又遭受了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河南人民急切盼望着农民起义军的到来。

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是神宗特别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欲立常洵为储君，这引起了众多朝臣的反对，因为封建继承是有长幼之序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在众臣议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立长于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河南。但福王受封后并未就藩，仍住在宫中。福王结婚的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营建洛阳的福王邸府(今洛阳青年宫一带)，又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常规费用的十倍。这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哗然。大臣们又掀起了力劝皇上遣福王就藩的高潮。神宗无奈，只好让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就藩洛阳，福王临行出官门，又被“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为了安慰爱子，神宗又下诏赐福王庄田四万顷。朝廷重臣认为超过常例太多，神宗不许。后朱常洵本人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上疏奏辞，才减为二万顷。为划定这二万顷庄田，把中州的沃土肥田占净仍不足额，无奈又到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圈定了一部分。另外“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刮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明史·朱常洵传))而朱常洵仍嫌不足，又上奏神宗，要求把原来抄没宰相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淮盐引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不仅仅是福王，其他像周王、郑王、崇王、唐王、潞王等都封在河南就藩，他们的田庄遍及各地。当时仅十五家贵族就占去河南一半以上的土地。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大量破产流亡。而明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要拼命加派赋税，名目之多，不胜枚举，数量之大，无法计算。河南人民无以生计，广大农村呈现出“村落丘墟，人烟断绝”的凄惨景象。就是繁华一时的洛阳附近，也是一片荒凉，十室九空。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洛阳地区五谷不收，贫苦之人把树皮、草根食尽后，就吃干牛羊皮、雁屎等。洛阳周围死人相弃于道，无人埋葬。而福王“不忧念宗人百姓”，还依仗权势，加紧对人民进行搜刮，自己“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聚众造反，并日夜盼着李白成农民军的到来。

就是在此情况下，1640年秋，“自成……以五十骑突围走，由郧、均向伊、洛，河南饥民相率归之，复大振”，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李自成还根据河南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开仓济贫”等口号。他还特别强调部队的纪律，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这一系列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河南西部后，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迅速东进，1640年十二月中旬，大军抵宜阳城下，并连续攻城，拿下宜阳县城。接着，又横扫豫西，连连攻占卢氏、陕州、灵宝、渑池、新安、偃师、密县、宝丰等地，使洛阳成为一座孤城。

面对李自成农民军在豫西的迅猛发展，洛阳城内的福王和大小官员恐慌不安。为了保命，他们急忙请求明政府火速派兵增援。明祟祯皇帝大为震惊，遂于祟祯十四年(1641年)元月急命“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王绍禹、别将刘见义、灵泰各引兵至”洛阳，又纠集了一些地主武装，加强对洛阳的防守，并开挖护城河，修筑城垣，企图进行顽抗。

李自成率兵到洛阳城下，将洛阳团团包围起来。朱常洵感到大势不妙，急忙“召三将人，赐宴加礼，精醪犒军”，企图以此骗取明军为他卖命，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福王并不相信守城明军，拒绝三将人城。后来不得不将王绍禹放人城里，但仍将刘、罗之军拒之洛阳城东关之外，让其抵抗起义军。这些兵将早就对福王恨之入骨，他们不满地说：王府里藏着金银百万，却叫我们饿着肚子和农民军作战，谁愿白白地去为他送死。于是全军骚动，整个洛阳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正月十七日，李自成命农民军全面攻城，守卫在东城门外的敌军将领刘见义、罗泰等自知无力抵御，遂决定发动兵变。十八日夜，他们放火烧掉土门，率部众绕道向西而去，到达七里河投降了农民军。李自成命刘、罗率部反击明军，回头进攻洛阳城。十九日，起义军兵分四路，从东、西、南、北四门同时发动攻势。经过一昼夜激战，虽未能攻进城内，但摸清了城内敌军兵力的布署情况。东门守备较强，北门兵力较弱。于是，李自成当机立断，改变战略布置，下令收缩兵员，集中主力，进攻北门。当时守在北门的是总兵王绍禹。他平时肆虐残暴，克扣军饷，部下怨声载道。这天半夜，守城明军发动兵变，杀部分守堞士兵，放火烧了城楼，于城上倒戈，大开洛阳北城门，起义军蜂拥而入，迅速攻占了福王府及各城门，占领了洛阳城。义军打开福王府和官府的仓库和地窑，取得粮食数万石、金银数十万及各种财宝无数。除留下一少部分作为义军粮饷外，其余全部分给贫穷百姓，并放火烧毁福王府，大火三日不绝。

起义军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和他儿子朱由崧化装缒城而出，隐藏在城东郊的迎恩寺(今洛一高)里。后来朱由崧潜逃，而常洵因体态特肥，无力逃跑，被义军搜捕归案。次日，在城西周公庙广场，李自成亲自主持群众大会，宣布了朱常洵“剥削穷人，视其冻馁”等累累罪状，并当众处死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明朝藩王及明朝前兵部尚书吕维棋、河南知府亢孟桧等反动官僚。喜讯传开，闻讯而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来的穷苦百姓，纷纷要求参加起义军。史载：“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豫变纪略》)    李自成攻克洛阳之战，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史称“洛阳新破，所在震惊”，“中原一块土地，朝不保夕”，“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崇祯皇帝听到洛阳失守，叔叔福王朱常洵被杀的消息后，气急败坏，下令将总兵王绍禹立即处死，将河南巡抚李仙凤逮捕治罪。兵部尚书杨嗣昌也吓得被迫自杀。农民军攻克洛阳，鼓舞了士气，壮大了队伍，扭转整个战局，从此以后，农民军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劣势变为优势，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兵攻克京城北京，明朝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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