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洛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同盟会，因迎合历史潮流，队伍不断壮大。辛亥前夕，革命的气氛已非常浓厚。洛阳也与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孕育着革命的火种，时刻等待时机的到来。

光绪末年，同盟会员偃师县人杨源懋、新蔡县人刘粹轩来到洛阳建立了河南府中学堂(即后建的省立第八中学——洛阳中学)，以办教育为掩护，策划革命，成为洛阳地区第一个秘密的革命活动据点。同时洛阳高等小学堂，即现在闻名全国的洛阳敬事街小学的校长，伊阳人邢论渔先生，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学生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成为洛阳地区又一个秘密的革命活动据点。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清朝的未案秀才，是知识分子中接受新知识较多的群体，因此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经过杨源懋、刘粹轩、邢论渔的教育，很多被吸收为同盟会员，成为豫西一带革命的核心力量。

在洛阳四郊，农民们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也纷纷建立各种组织，进行自发的反清活动。如“在园”、“大刀会”、“小刀会”等。其中以“在园”势力最大，城乡各地都有其组织，渗透性很强。他们的活动时间均在夜晚，名为“摆堂”，城郊东关下园村和南乡茹家湾、北乡庄王山等地，都是他们活动的地点。各地会徒均在千人以上，仅庄王山一地就达删多人，声势相当浩大。

辛亥革命前夕，杨源懋等人到南方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指定他们为洛阳地区同盟会负责人，负责洛阳一带的革命工作。从此，洛阳的工作直接在孙中山领导下开展起来。

杨源懋从南方回洛后，就积极开始活动，从同盟会员中选派一些教员，分赴洛阳各地开展工作。如盂津郭芳王、王北方，嵩县石又謇、蒋我山，洛阳邢论渔，伊阳张子芳等。为扩大群众基础，打牢革命基础，杨又派许振黄、王书馨、姚北辰等，深入各地“在园”组织”，开展工作，使“在园”由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成为一个革命武装。“在园”两字只是对外的称呼，在内部预定革命成功后的正式名义为“复汉军”，意即推翻清朝，恢复汉人政权。

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孟津、嵩县阳都建立了革命基地，相互之间遥相呼应。邢论渔也离开洛阳高等小学堂，回到伊阳，协同张子芳、穆逢年等创办下堡小学堂，加强对“在园”的组织管理，密谋响应孙中山的起义。并请原洛阳高等小学堂教员段松涛赴鲁山、临汝、宝丰等县，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以图大计。

辛亥革命起义前夕，“在园”组织因消息外泄，首领南大定(洛阳东关下阳人)被清官府逮捕。南大定原为菜农，切齿痛恨清廷的专制腐败，在杨源懋、刘粹轩的影响下，受到很大鼓舞，建立“在园”组织与官府做斗争。因声势浩大，引起清政府的忌恨，想方设法要逮捕他。逮捕后酷刑审讯，南大定始终一言不发，只说：“我活着受压迫不自由，反不如死了好，你们杀就杀了，不必多问。”终于在今天的洛阳青年官前慷慨就义，首级被悬挂在东关奎星楼上。经过这场捕杀，“在园”的农民成员相继外逃的有3万余人，革命一度出现低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杨源懋等人领导洛阳民众响应，筹划河南独立。一方面他们策动驻洛陆军某部反正，一方面招致豫西绿林武装王天纵、柴云升等以及洛阳的“在园”组织，密谋攻取洛阳。一时，革命党人纷纷潜入洛阳，定于十月十三日夜在洛阳起义。不幸事情被洛阳七里河奸细韩某得知，告知清官府，使清官兵提前两个小时布防，革命计划未能实现。杨源懋率领他的部下西进潼关，与张钫的秦军组成秦陇豫复汉军，抗清兵于陕县、灵宝县之间，与武汉起义相呼应，促成了当时的议和。

辛亥革命前后，在洛阳从事革命而牺牲的同志很多。除杨源懋于辛亥革命成功后任河南省第一届省议会议长并于1912年病故开封外，其余如洛阳“在园”农民首领南大定，士子刘果、富商杨少万等，均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刘果是洛阳解元街人，文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期间，他奔走呼号，反清最力。辛亥以后，因反对袁世凯窃国，被捕押解开封，不屈就义。临刑前写血书给母亲，说：“果乃为国而死，母氏勿为伤悲。”视死如归，豪无惧色。

杨少万是洛阳西关人，富商。辛亥前夕，借行商作掩护，奔走于河南、山东之间宣传革命。辛亥时受陕西起义军委托，联络洛阳城内的五大富户制造军服三千套存在家中。袁世凯窃政后他逃至山东周村，后被捕押解开封被害。因杨少万案，洛阳许多人遭到株连，被捕押往开封的，有十几个人，而且大多是知识分子。影响所及，青年人许多弃学改业，所以现存的洛阳老人中，很少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1912年初，王天纵部又联合“在园”再度起事，攻克盂津，兵临洛阳，被数倍于革命军的清兵击败。清兵血洗孟津，数百名革命党人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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