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攻克洛阳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为打倒军阀，进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在北洋军阀内部主要有三支势力：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约20万人；孙传芳盘踞在江西、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约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约30万人。

1926年2月，吴佩孚和张作霖拟定“联合讨赤”计划，在北方由直奉合作，以奉为主，进攻南口、张家口；在南方，以直系为主，联络孙传芳和各地方军阀，组织“讨赤联军”，进攻湖南，围攻广东根据地。

为了挽救国家，拯救人民，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6月通过了出师北伐案。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会，7月6日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正式出师北伐，而在此之前，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已于1926年5月进入湖南，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当国民革命军决定北伐之时，北方的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也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宣誓新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宜布参加国民革命，率军挥师南下，并很快控制了陕西、甘肃，并与北伐军共同进军河南。这样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形势发展迅猛，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控制了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并将革命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用以扩大革命影响。

正当国民革命军与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作战激烈之时，盘踞东北的张作霖却开始趁机向中原地区发展势力了。1927年2月由张学良统帅10万奉系大军大举进攻河南，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攻下了开封、郑州、洛阳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地点，并将其前锋推进到西平、上蔡一带，直逼武汉国民政府，给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危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巩固北伐的革命成果，将革命形势向全国扩展，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周密细致的考虑，决定通过了北伐中原的决议。国民政府的北伐大军与张学良的奉军先在豫西接火，随后在大败奉军后北伐军直指洛阳，在洛阳展开了决战态势。    为了攻下洛阳，北伐军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国民政府于1926年5月1日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冯玉祥亲自率领20万北伐军于5月8日越过灵宝，进袭洛阳。北伐军一路之上得到了豫西人民的大力支持，进展顺利，而此时驻守洛阳的张治公闻听北伐军要来攻洛，一时间乱了手脚，慌忙电告张学良，请求派兵援助。然而救援电报刚刚发出，国民革命军的前锋部队方振武部已逼近了洛阳，并很快在5月15日开始攻城。洛阳城内的刘镇华部此时已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也在城内呼应方振武部，一时间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洛阳人民早巳受够了军阀统治之苦，纷纷参加北伐军的攻城战斗。此时的张治公看到大势已去，率领惨部5000余人狼狈逃往偃师，在偃师修筑工事，固守待援。

张学良接到张治公的告急来电后，连忙在郑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一方面由田维勤复电安抚张治公，要求他死守偃师，等待援军；另一方面，决定派万福麟为豫西前敌总指挥赶赴偃师，配合张治公部与国民革命军作战。郑州会议以后，奉军调集大量援军聚集于洛阳一带，企图击溃北伐军，阻北伐军东进郑汴，会师中原。

为了打败奉军，冯玉祥在观音堂设立司令部，任命方振武为国民革命军前锋队指挥，在新安设立司令部，制定了南北两路总攻击的战略。战役于1927年5月25日打响。由于奉军火力强大，地势险要，国民革命军经过一昼夜的进攻，仍然不能突破娘娘庙、杨家沟防线，国民革命军调整部署，调集力量于26日拂晓在第一路、第三路军的配合下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终于攻破奉军防线。奉军惊慌失措，全线后退，于27日逃至西工地区。国民革命军不给奉军以喘息之机，乘胜追击，由第一路军第一师从孟津麻屯镇绕至洛北出击奉军右侧，第二师袭击敌人后路，郑大章率一部精锐袭击驻偃师的奉军。奉军看到大势已去，无心恋战，万福麟几经努力业已无法挽回战局，只好乘列车向东逃窜。张治公也带着残部不战而逃，国民革命军终于占领洛阳。

北伐军与奉军洛阳之战是国民政府问鼎中原的重要一战，它在北伐中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役使奉军受到重创，无力继续在河南立足，国民革命军攻克洛阳的胜利，为北伐军会师郑州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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