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洛阳已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基地，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4000多名官兵，一个炮兵旅，两个中队的军事飞行人员。除此之外，在洛阳周边县区也驻扎有国民党重兵。为了庆贺蒋介石50大寿，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费尽心机，在洛阳龙门东香山寺院内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并在西工兵营内将吴佩孚时期修建的阅兵台改为“中正台”，在洛阳军分校院内还专为蒋介石、宋美龄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居住舒服、设备齐全容住宿、召开小型会议和办公等多功能别墅。与此同时，祝绍周为了使蒋介石在洛祝寿期间能够畅游嵩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动用洛阳、偃师、登封三个县5000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抢修了洛阳至登封的公路，并修建了西工飞机场，新建了四幢大型飞机库。

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来到洛阳，在洛阳一住就长达36天之久。这么长时间，蒋介石在洛阳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是为“避寿”而来吗?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大举侵华面前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华北危机、京津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蒋介石来到洛阳实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于在陕北剿共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蒋介石到达洛阳不久，就私下单独召见东北军驻扎在洛阳西工的炮兵旅旅长黄永安，竭力称赞黄永安“对炮兵很有研究，将来剿共一定能立大功”。井口头许愿准备让黄永安兼任洛阳地区警备副司令。蒋介石这一招的确很灵，黄永安很快便被蒋介石拉拢收买过去了。

蒋介石除了在洛阳化大力气拉拢收买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外，还亲自在洛阳制定围剿陕北红军的阴谋计划。他在洛阳积极地调动部队，将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的30万人全部北调，摆在平汉路的郑州至汉口段、陇海路郑州至潼关段，并调钱大钧、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20余人的军政要员到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驻前方进行督战，形成对陕北红军的包围，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威胁。在洛阳一切安排妥当以后，蒋介石又亲飞西安，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围剿陕北红军，否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负责“剿共”。此种安排杀气腾腾，对张学良、杨虎城形成压力，他们面临着艰难而又痛苦的选择。

张学良将军为了劝说蒋介石走向“联合抗日”的正确道路，停止“剿共”，特约上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和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两位军长一起，于10月30日晚坐飞机赶到洛阳，想趁蒋介石过50岁大寿之机对蒋介石进行劝说。张学良将军到达洛阳后稍加休息，便于当晚9点钟左右到蒋介石住处拜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张学良一行数人前来祝寿，心情很好，张学良将军与之寒喧之后马上切入主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一听张学良提出抗日之事，蒋介石心情就变坏了，脸上也露出了极其不满的怒气。他好不客气地训斥张学良：“抗日，又是提抗日，你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的身旁捣乱，而日本人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先消灭眼前的敌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再全力解决日本人的问题。你应清楚我们的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随同张学良一同前来祝寿的阎锡山老奸巨猾，他一看蒋介石生气了，就急忙拉着张学良的胳膊与蒋告辞了。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大寿的正式庆典日，庆典仪式在洛阳西工寿国台隆重举行。国民党空军在洛阳上空进行了飞行表演，50架军用飞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了一个大寿字。这场景让蒋看了心中美滋滋的，他即兴发表了题为《思考与报国》的讲话，大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最后又谈了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并告诫那些不忠于职守、不积极剿共的军人若不积极执行“剿共”方针，一定要给予严厉制裁。此番讲话可能是冲着张学良而来，让张学良心中很不舒服，他决定当晚继续拜见蒋介石，说明自己的主张，对蒋进行第二次劝谏。晚饭过后，张学良又到蒋介石住处拜访，他含着眼泪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远离家乡，家乡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数十万东北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在陕北剿共损兵折将，共产党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将士都想打回老家去，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会不动心。”苦谏蒋介石领导抗日，停止剿共政策。蒋介石听后厉声训斥了张学良，要求他无条件服从中央政策，此次劝谏又没奏效。

过了不久，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在这种情景之下，张学良又给蒋介石写了许多封信要求抗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学良的的《请缨抗敌书》。书中张学良劝说蒋介石应安民心、顺民意，统帅全国军队进行抗战，并向蒋介石说明东北军官兵求战心切，如果不同意抗日，东北军将士将不好驱使。此封书信转到在洛阳的蒋介石手中，他没有丝毫的抗战之意，却在书信上批了个“时机尚不成熟”，张学良的书劝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恰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人宣传抗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当局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爱国人士。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张学良听到此事之后，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不顾赵四小姐的阻拦，单身一人驾飞机再次飞到洛阳，准备冒死对蒋介石进行劝说。

张学良到了洛阳以后，怒气冲冲地直奔蒋介石的住处，他先向蒋介石要求参加绥远抗战，蒋仍然答复他时机尚不成熟，并告诫张学良：“你的任务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去，否则，就将你换掉。”听了蒋介石的答复，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十分气愤，他立即顶撞蒋介石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张学良看到劝蒋抗日无效，就提出释放“七君子”，告诫蒋不要因此失去民心，酿成大错。谁知此话也不被蒋接受，蒋又训斥他说：“你是个军人，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此时的张学良内心非常复杂，他想到日军侵华给东北父老乡亲带来的种种灾难，想到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屈辱，泪如潮涌，跪在蒋介石面前哭诉着说：“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在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日夜难以入睡，有鲠在喉!委员长．请你正视一下现实吧!全力统帅全国抗战吧!”蒋介石不但不听张学良的苦谏，反而不耐烦地训斥张学良：“我是委员长，我就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此时坐在侍从室的钱大钧听到两人的争吵，就推门进来将张学良连劝带架地推出了蒋介石的住处。

蒋介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苦心孤诣地策划，在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于12月4日带着文臣武将杀气腾腾地从洛阳到了西安，准备亲自督使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如若无效就将对张杨采取行动。在西安张学良又多次对蒋介石进行了劝谏，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于12月12日早晨与杨虎城一道对蒋发动了兵谏，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拘留了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通电全国，说明兵谏是为了逼蒋抗日，同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给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将领黄永安发了电报，命令黄永安率部占领洛阳，并命令黄永安将另一封电报交洛阳军分校军事教导总队队长刘广仁，让他们二人率部将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大队和警卫连缴械，并控制机场、铁路和通讯网络。谁知黄永安事先早被蒋介石拉拢收买，对张学良的命令他不但不予执行，反而将电报交给了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祝绍周闻讯后迅速调动洛阳军分校两个军官总队的学员2400余人和警卫连300多人，包围了还未起床的东北军职员、学员1000余人，并在黄永安的帮助下占领了洛阳火车站、龙门、邙山等军事要地，并控制了西工飞机场。一时间洛阳成了西安事变后各界关注的焦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断起降于西工飞机场，陇海线上中央军的军列来往频繁，洛阳成为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军事压力的战略重地。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主和派宋美龄不顾何应饮的阻挠与反对，急忙派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籍的英国人威廉·端纳乘飞机飞到洛阳等候，准备在与西安方面联系上以后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书信飞往西安，并按照主和派的意图开始与西安的张、杨具体交涉。12月15日下午端纳又飞回了洛阳，在洛阳的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给宋美龄通报了西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告诉宋美龄西安事变完全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宋美龄在电话中告知端纳，何应饮决定军事进攻西安，并让他设法转告蒋介石制止。在与南京主和派商定以后，宋美龄告知端纳准备由宋子文或顾祝同代表南京政府赴西安谈判，要端纳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12月16日，端纳带着宋美龄的口信，再次由洛阳飞往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传达信息，并向蒋介石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经与西安方面协商，蒋介石委派蒋鼎文带着自己的亲笔信飞往南京。蒋鼎文12月17日下午先飞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一晚，并与南京的宋美龄取得了联系，要求宋美龄在南京做好主战派的工作。第二天上午，蒋鼎文乘军用飞机由洛阳飞往南京，将蒋介石的亲笔书信交给了何应钦，并向何应钦说明了西安方面的具体情况，迫使何应钦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天。

各方面准备工作就序以后，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行数人由南京飞往洛阳。宋美龄到达洛阳后紧急召开了驻洛阳的高级将领会议，告诫各位将领，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期间，不准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宋美龄在洛阳安排完毕，一行数人飞赴西安。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蒋介石个人安全和面子好看，张学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准备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洛阳。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的飞机在西安机场起飞，5时30分到达洛阳，洛阳各界纷纷走向街头、机场，列队欢迎蒋介石脱险归来。国民党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看到蒋介石走出机仓，马上就领着军校官兵高呼欢迎口号，大呼“蒋委员长万岁”，喊声刚落，张学良将军也走出了机仓。祝绍周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忠心，又带头呼喊“打倒张学良”的口号。善于演戏的蒋介石心中虽然十分舒畅，表面上装出恼怒的样子，大声训斥祝绍周：“祝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干脆喊打倒我算了。”走下飞机在上车时还故作姿态，示意让张学良先上车，两人谦让一番后车子向国民党陆军学校洛阳分校驰去。

蒋介石在洛阳稍加休息，就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让其将扣押的卫立煌、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释放回南京。此时的张学良本着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准备飞往南京，张学良表示要送蒋到南京。蒋介石假惺惺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啦，南京方面有人不会谅解你啊!”其实蒋介石早就与幕僚们商定好了，只要张学良一到南京，就准备扣留张学良，他摸透了张学良的习性，熟悉张学良的为人，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张学良送人送到家，结果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失去了自由，被蒋介石长期拘押起来了。

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西安，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多发生在洛阳，张学良、蒋介石均在洛阳留下了有关事变的种种故事。至今洛阳人谈起来仍觉张学良义气为人，蒋介石老谋深算，出尔反尔，让人们痛心张学良将军的命运，痛恨蒋介石的老奸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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