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传统建筑中的河洛渊源

作者:王文径

    漳州，在整个中华文明古国中，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地域概念。当战车已经在黄河岸边驰骋了一千多个年头，中原大地上，夏商周几个王朝已是几度更替，无数诸侯王国也历尽了多少兴亡，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盘陀岭上才建起了一座蒲葵关，标志着中原政权涉足这片土地的开始。

    晋“永嘉之乱”,陷入了长期战乱的中原人选择了南迁，一批批衣冠士族，携带着家产族人，向陌生的南方迁徙。著名的有河南固始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姓；在晋江流域，在九龙江流域，鹿溪流域，漳江流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从此，怀恩、龙溪、兰水、绥安等古县治就相继地出现在中国的古史上，也揭开了中原人进入闽南的序幕：唐高宗时期，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率五十八姓入闽平乱，并建立了漳州府和漳浦县，是中原政权对这片土地直接的军事干预，也是中原人第一次有组织地进入闽南定居，说明闽南这片长期被称为蛮荒之地的疆域，进一步纳入中原政权的控制中，黄河流域的血脉和文化，大规模地注入了这块湿润的土地。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创造着机会，唐未王潮王审之兄弟率军进入福建，并建立了闽国；宋未，大批的中原人又在元军铁蹄的驱逐下，逃到了闽南。

    就是这一批批的来自北方的华族群体,构成了闽、粤地区的人口主体，并由此而播选定以台湾。 终于有一天，人们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的闽南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故乡-----黄河流域，来自河南光州固始。

    在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汉族南方支系中，聚居在闽南的的福佬人、聚居在闽西广东的客家，聚居在广州的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了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河洛文化”这一概念也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代名词。

    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体，而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地区。在这个古老的区域里，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民族的基因、民族的个性和灵魂；河洛地区也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以及颛顼、尧、舜，夏商周王朝也相断继在这片土地建都，秦、西汉以至北宋也都在河洛地区的西安、洛阳和开封这个文化圈里，形成了几千年的国都历史，也奠定了这块土地在全民族心目中具有极大影响力；河洛文化还是中华民族许多文明的源头，“河图”“洛书”，“易经”这一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最早的汉字，农业，建筑都诞生的这里；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变革，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在全国一百个大姓中，就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源于中原，源于河洛大地。

    无论任何时期，人们背离了世代聚居的故乡，来到一个新的土地上定居，必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技能。每一次人口的迁徙，都是文化科技的传播。

    从漳州的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分支。它是在秉承了漳州人的故乡，河洛地区的文化渊源。完整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思想理念、群组布局、结构形态等内容与形式的同时，又由于其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建筑技术的渊源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夯土是人类的原始聚落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类最早的建筑形式，它最早可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报告的大量的，关于原始聚落，祭祀方面的遗址，几乎都有早期夯筑痕迹的发现，著名的有如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之后的先秦的城址，殷都，商都，几乎也都是以生土夯层为主要遗存。

    在《左传》－《烛之武退秦师》中，就有：“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的记载。说的是(军队)早上一渡过河，晚上就用版筑夯土修建防御工事；在《孟子》－《舜发于畎（亩久）之中》中也有“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记载。甚至连武丁时期名相傅说，未遇武丁时，也在傅岩这个地方为人夯筑房子。可见生土夯筑有着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最广泛，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形式。河洛地区是黄河冲积带，早期人类俯视傍河而居，黄土是最佳的墙体材料。夯筑是最容易掌握的建筑技艺，所以夯筑起源于河洛地区毋庸置疑。

    夯土技术随着早期南迁的先民带到了闽南，《漳州府志》引宋《漳州图经》记载："太武山，其上有太武夫人坛。前《志》谓，闽未有居人时，夫人拓土而居，因而为山名。武一作姥。"闽南岩石丰富，利用天然石洞石棚穴居是原始人最常选用的居住方式，夫人拓土而居，对当时的人来说，必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因此被记录了下来，其时闽未有居人，那么这位夫人必然来自北方。

    值得注意的是，以夯土为墙体的建筑形式，被闽南人长期地延用下来，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地区还在延用着这一古老的技艺，而清以前的民居建筑，墙体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夯土，闻名世界的闽西南土楼，就是一种以夯土为主要特征的建筑。

    闽南多雨。雨水是生土墙体的一大克星。所以，这种墙体出现在闽南，必然要加大加宽屋面，在檐前出挑，大量采用悬山式。有条件的则加大墙体的强度，漳州全市有二百多公里的海岸线，贝壳资源丰富，在生土墙中加入所用贝壳煅成熟石灰，粗砂，甚至加入糯米浆红糖水等，夯筑成三合土墙。

    三合土墙的出现，是闽南人对中原建筑技术继承的基础上，根据闽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

    2003年，漳浦县博物馆在漳浦石榴发掘了五座东晋太元年间的墓葬出土了一批纪年墓砖以及金、银、铁、陶瓷器。根据发掘结果，可以认为：石榴东晋墓群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这些墓主们为了逃离中原动乱的社会，从遥远的祖居地迁徙到鹿溪流域定居的时间，应该去东晋太元二十一年不会很远，很可能就是进入闽南的第一代人。这个家族应拥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举族携带了部分珍贵的铜器、铁器和金银首饰和一部分作为生活用具的瓷器，也说明这个家族的主要成员并非普通的农民、从战乱中逃离的流民，他们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甚至金银等奢侈的首饰，拥有可反映其身份的铁剑和瓷砚，可以从故乡带走一部分生活所需的瓷器，也说明他们的迁徙是有组织的有计划有秩序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古榴东晋墓群的1号墓中发现了有东晋太元十一年，十九年，二十一年等纪年以及印有圆形和菱形线条图案的墓砖，这种墓砖在中原地区的两晋墓葬中大量发现，也可以说是当时墓砖的基本形制。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这一出现在中原地区的，有特定形式的建筑材料，随着南迁的移民，传入了闽南地区。

    不久前，省考古队对龙海市榜山镇许林头的汉代遗址中进行了发掘，暴露了一台一百多平方米的建筑台基，初步证实了这是一处汉代的建筑遗址。并采集到了一批具有中原特征的汉代绳纹板瓦,这一发掘成果，进一步证明了河洛文化在汉代时期就已经涉足闽南的建筑业了。

二，建筑形制的渊源

    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是在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严密控制下形成的，在单体建筑上，出现在闽南地区的衙署、文庙以及规模较大的，公共性的建筑，官员的大形府第，均需严格根据国家的规定。

　  宋《营造法式》中对各种单体建筑作了概括的原则的记述。清工部《工程做法》更是对官式建筑列举了27种范例，对应用上的等级差别、做工用料都作出具体规定。定型化的建筑方法主要是汇集了中原地区工匠的经验形成的，后人只能“遵制法祖”，按章行事。闽南地区的古建筑，在《营造法式》，《工程做法》的前提下，根据本地的具体条件和需求，适度发挥变化，也就是对河洛文化渊源的遵循。

    赵家堡的始祖是闽冲郡王赵若和，元初逃到漳浦，是典型的河洛人，其十世孙赵范建造赵家堡，在此之前，他利用职务之便，走遍全国各地，“寻先王谛造故处，见遗构犹存”，考察了赵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建筑遗址，结果对赵家堡的整体规划布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赵家堡城中城的布局，应当也受到开封城的内外双重城的启发，在府第前开凿二个池塘，则是对开封龙亭前有潘杨二湖这一布局的刻意摩仿，汴派桥的拱桥形式，更容易令人们联想到《清明上河图》里的州桥了。可见赵氏家族除了为表达对祖先帝业的思慕，更显著的特征是赵范极重视建筑组群的平面布局。从出现于宋以前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就体现了组群的布局的观念，是内向的，含蓄的，多层次的，力求均衡对称的。一组建筑中的主要建筑物通常是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的。这一点，赵家堡在整体布局上都做到了。

    中国传统建筑大室内大量采用柱子作为间隔的标志，常常用各种隔扇、门、罩、屏等活动构筑物，以根据需要随意划分，改变空间划分，这一可灵活安排空间布局形式，在漳州文庙中保存得很充分。漳州文庙作为官建的大型建筑，是必须严格根据营造法式操作的建筑实例，其中有大量的活动构筑物和现存的大量室外空间。
　
　　外国建筑以主要以墙体承重，而中国传统建筑主要依靠柱子承重。以立柱和横梁枋组合成树抬梁。穿斗等形式的梁架，建筑物上部荷载由梁架、立柱传递至基础。墙壁主要起了围护、分隔的作用。木材在中国建筑中被运用得极其充分，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传统建筑在南北朝时期，木结构的基本模式已经出现，拱枋的尺寸已经规范化，中国式的独特的木结构形式基本形成，以木结构为建筑的主要骨架，既追求实际功能要求，同时又创造出特独的优美的建筑形体，创造出仅属于中国的建筑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斗拱结构形式的创造，用纵横相叠的，具有简单而富有曲线的短木和斗形方木相叠，构成向外挑悬的斗拱，既是立柱和横梁间的过渡构件，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形成了一个以多层柱网和斗拱梁架组成的整体构造层，体现了中国古代木结构构造的精髓。这在漳州古代传统建筑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漳州文庙， 蓝廷珍府第，比干庙这些经典性的建筑，体现得尤为充分。
      　
    中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住宅等，往往是由若干单体建筑结合配置成组群。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轮廓均由阶基、屋身、屋顶(屋盖)三部分组成：下面是由砖石砌筑的阶基，承托着整座房屋；立在阶基上的是屋身，由木制柱额作骨架，其间安装门窗隔扇；上面是用木结构屋架造成的屋顶，屋面做成柔和雅致的曲线，四周均伸展出屋身以外，上面覆盖着青灰瓦或琉璃瓦。西方人称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中国建筑的冠冕。

　　中国传统建筑的单体建筑的平面的屋顶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形式，每种形式又有单檐、重檐之分，进而又可组合成更多的形式。各种屋顶各有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形式。各种单体建筑的各部分乃至用料、构件尺寸、彩画都是要遵照礼制的规定，以定型，标准的方式，通过匠师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些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屋面形式，除了庑殿顶的规格太高，不能进入漳州的建筑，余各种形式，均可以在现存的古建筑中，找到实例，其中仅次于庑殿顶的重檐歇山顶，所见还有漳州文庙、漳浦文庙。单檐歇山顶则更多见于民间小庙。漳州的民居建筑中，悬山和硬山并用，悬山顶复盖面大，避免雨水对墙体造成的破坏，而风则会对突出于墙体外的屋面造成破坏。闽南是一个多台风也多雨水的地区，二种屋面形式各有利弊。

    据说中国早期的建筑物的屋脊是平行的，在官廷建筑中。显得端庄雄浑，周代以后，逐渐从平行向凹曲发展，追求活泼遒劲的立面效果。《诗经》里的“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说的就是西周宫室建筑上的棱角，犹如箭头状，“如鸟斯革”，就是说栋宇宏伟如鸟类举翅。飞檐上亦有了华丽的装饰。迨至汉代在一些重要的建筑物正脊上，则开始使用凤凰作为装饰物作为点缀。根据《倦游杂录》记载：“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屋脊以禳之。”于是官室又以鱼尾星进行装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印度在佛经上代表雨神的圣物的摩竭鱼，由于木结构建筑十分易燃，遂引进传说中能灭火的摩竭鱼形式，用到建筑物的脊饰上而形成鸱尾的形象，以祈求避火。中唐以后，屋角饰物的造型逐步摆脱鸱尾的形状，而为龙的躯体形状，并刻有流云纹样，好似腾云驾雾，且造型更加复杂、优美、生动、逼真，故有“龙吻”之称。

    唐宋时期，闽南地区的大型建筑也采用鸱尾装饰和厌胜。在漳浦赤土宋窑址上,在漳浦威惠庙的遗址上，都曾经出土和采集到这种陶制的，类似于鱼龙状的构件。但明代以后，龙吻逐渐成为宫廷或大型建筑的所专用，如故宫，武当山金殿等，龙吻的式样已有定制，每件龙吻由十三件琉璃瓦构成，闽南的建筑遂自辟蹊径，以燕尾代替。并逐渐形成了以莆田以南包括了漳泉厦地区独有的屋脊形式。俗称皇宫起（莆田称为燕尾脊）。

    影响到一个地区建筑群体形象的首先屋面的设置，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规格最高的是孔庙，漳浦孔庙就采用了重檐歇山式，单檐歇山式仅见于少量庙宇。作为民居建筑，坡顶是最可被接受的形式，由于这是一个多雨的地区，出檐的大小关系到一座建筑的寿命，民间大量采用的是悬山顶，也见有少数采用硬山顶的，可能因为建造者对于该建筑的墙体抵御雨水的浸蚀有较大的把握，也由于处在沿海地区的建筑抵御台风的问题要优先于抵御雨水的问题，而沿海地区的建筑物墙体里多半混有大量的壳灰。

    对悬山式屋顶的适应。是在民居中规格较高的，正座或正堂，采用屋脊两边升起，作燕尾的习俗，俗称“皇宫起”，燕尾的形式多种多样，并在屋脊和燕尾上作此艺术性的文章，如砖雕、灰雕、剪瓷雕等。实际上，这燕尾以及大量的雕塑。

三，建筑理念的渊源

    名建筑学家梁思诚对建筑做过这样的评价：“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中国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各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是具有独特建筑理念和文化内涵的传统建筑文化。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理念，就是“天人合一”，再从天人合一演化为“礼”, 这“礼”的制度既有关于个人行为规范方面的，又有属于国家典章制度方面的。礼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的。这一理念深刻地渗透到中国古代的建筑中， 从建筑的选址择地、规划布局、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等一系列过程中，必须上应天文，下合地理，这在某一个范围里，被称之为“风水”。这一理念渗透到所有的建筑形式中，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宫廷和庙宇建筑中尤为重视。“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从都城到州、府、县城全是规规矩矩遵守礼制而规划，而建筑，而管理的。城市是历史的舞台，建筑是文化的主角。礼制规范的严格等级秩序，塑造了不同规模，不同地区城市整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以建筑为主的风貌个性特色。”(郑孝燮语)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民居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至关重大的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居在封建宗法观念的制约下，形成了具有成熟的尺度与空间安排规则，在建筑平面上讲究前堂后寝， 讲究对称，自成天地，突出建筑的内部空间和礼仪活动设施，在分配上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考虑的是辈分，长次，而没有分配平等的问题。

    漳州传统的建筑形式，基本上也都是以方形展开的。整个建筑结构以中厅为轴线，左右对称地建有左、右厢房，加上门屋组成四合院。所有房舍的正面均朝向中厅。在这种基本的四合院布局的基础上，采用纵深递进或左右递增护龙的方法，扩大其住宅。其基本的单元是“一厅二房二伸手”，也称为“三间起”，即走进大门是天井，天井两侧是庑廊，与大门正对的是厅，厅左侧为大房，右侧为二房；进入房间的门规格较大的一般正对庑廊的小走廊，规格较小的也可以安排在厅的两侧；厅的内侧设木屏风，安放祀桌，排祖先神位，祀桌前放八仙桌，便是客厅了。左右两庑可以敞开，也可以是木板墙，作为厨房，或作为小房间。“五间起”，两房外再增加二间耳房，呈一厅四房的格局，这一格局次间的门通厅堂，稍间的门正对庑廊，一旦作为五间起，厅的规格便可以是三开间的，即厅中立有四根柱子，或称四点金，四根柱子把厅分为并列的三间，中称为明间，两边称为次间。

    在五间起的基础上，左右两侧各间隔３米左右，增建二组向心的厢房，厢房可以是半封闭的，后侧作小房间，正前开一小门，也可以是开放形的，即前面完全敞开，但作为厢房的基本条件是，大厅前轩两侧各要开一个通厢房的边门。在三间起或五间起的基础上加小楼，于厅中的屏风后设梯道，通常小楼只安排在厅和房之上。在五间起的基础上，增建三进（五间起已有二进，即门厅称一进，厅房为二进），此时，二进的屏风两侧便成为通往三进的通道。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建成四进，仍至五进。最后一进也称为后堂。如果出现四进或五进，最后一进常常被建成后楼，但不管出现几进，两边的厢房都可以随之延伸，乃至超过主座的长度。并可出现后厢。
 
    正厅或正殿是整座建筑的核心，中轴线只能处在正厅中间，所有的增减都转绕着正厅展开， 采用三五七平行，正厅就是“礼”，人服从于“礼”，居室只能处在中轴线之外。

    这种建筑理念最早也形成于河洛地区，并且至少在西周就已出现，在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上，就已经为我们展现出一座严整的四合式建筑了。而出土于山西长冶的唐大历王休泰墓的建筑模型中，就已经很完整了。

    方形建筑除了其建筑施工，空间分配等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外，更主要的是，是建筑理念对“天圆地方”这一观念诠释。

    在漳州地区所见的传统建筑中，除了方形的，还有圆土楼这一特例。我们也可以从河洛文化中找到古老的根源。这种建筑形式的出现，其实是对远古建筑文化的回归，其独特的平面布局早已出现在远古的人类童年时期。

　　陕西省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在一个圆形的居住区里，住房分为五组，每组均围着一座大形的房子，构成五组建筑群体，在建筑区中部形成一个大空间，五组建筑群的房子全部朝向这共有的空间，整个建筑区的外围挖有水沟，强调了建筑群体的范围以及其封闭性。这个原始村落的组形式反映了氏族公社人类生活的情况，当时的群体是团结的，向心的，因此也是具有防御能力的。这种区划布局同时也是早期城寨的形制，也是后期楼堡的母本。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对于其他氏族的防御，对于其他动物的防御就已经很具体地成为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了。

　　但这种回归并不是对远古建筑文化或者某种文化的刻意追求，而是在特殊的环境中的理智的选择。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连绵不断的国都文化，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与民族基因，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人类的迁徙是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一千多年来，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里，以不同的身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到闽南这片土地上，世代聚居，或以此远播到海峡的东岸以至更遥远的土地上。而这些土地上，无不蔓延着河洛文化之根。走过漳州的城市乡村，我们常常可以从宅居看到“颖川衍派”，“太原世家”，“荥阳传芳”“三槐堂”等郡望堂号，以此标榜着自己的姓氏、家族和故乡。这既是河洛文化对漳州传统建筑的渗透，也是漳州人对故乡的怀念和河洛文化的张扬。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责任编辑：Xiao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