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客家精神

徐长青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重要的一支民系，客家人创造的客家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华文明，大树参天，花开四海，根在中原。根是母体，但根并不能取代枝叶，枝叶总是向着阳光最好的空间生长。一代代客家人带着中原母体的血脉，向着最适宜生长的空间，开发江淮，开发山区，开发沿海，直至向海外开发。对于中原文化来说，他们是继承，是发展，是创造。对于他们在每一个地方的生存来说，是适应，是新的融合，是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中国客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移民大军。公元4世纪以来的1700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民族迁徙数不胜数，但作为一种文明传承的群体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的只有中国的客家。近代西方殖民地侵略式的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文化传承常常是血和泪的控诉。上世纪初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在谈到他对中国客家的认识时说：“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一种爱种爱家的心理、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开发和进步，客籍人的贡献，将见一天大似一天，这是可以预言。”这样的评价，只有中国客家能享誉。 

    中原文化是客家的母体，这个母体能使载千余年间几次大规模地从这里移民而且具有强健的生命力，就因为母体的基因是丰富而强健的，她不是一泓静止的水，而是可以容纳百川的汪洋。 

    以黄河洛水交汇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移民们也俗称河洛地区），历来时中华民族交汇融合的地方。远古时代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主要英雄，大都与中原有关。炎帝、黄帝、蚩尤、神农、伏羲、西王母、东王公等，分别代表不同区域的领袖，都可以找到他们在中原的记述。殷商的考古表明，商代的贝币，即是来自南海的贝壳；而妇好墓出土的精美的玉器，则来自远在西部几千公里之外的昆仑山，有人以此认为这在丝绸之路之前的至今两千至四千年间，有一条“玉石之路”的存在。上世纪60年代对昆仑山的科学考察已经证明，哪里有许多35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3000年以前昆仑山进入了小冰期，人类才走出了昆仑山。一些史学家认为，古羌族在3000年前走出了昆仑山，融入中原。西王母，即现在我们尊称的王母娘娘，就是他们的女神。 

    中原自古称“豫”，现在许多人解释为一人牵一头大象。中原从远古时期就有大象，但“豫”字的本意还是温和、舒适的意思。《尔雅.释地》曰：“河南曰豫州。”《疏》李巡曰：“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中原这块地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理适中，非常适合人类生活。正是由于中原是人类交流、汇聚和争夺之地，所以，中国自从建立国家以来，夏、商、周都在中原建都，这就是古代所称的“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含义。夏、商、周每一次入主，都带来大量的移民。现代考古发掘的距今3000-5000年的城的遗址，中原地区占大多数。人文荟萃，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原文化，形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河洛人”。“河洛人”有丰富的文化基因，使客家人走到哪里都会以此为荣，无所畏惧地闯世界。 

    中原文化所塑造的民族性有鲜明的特色。一是崇祖敬贤。祖宗崇拜高于任何神灵的崇拜，对于社会圣贤的崇拜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标志。中国许多神都是祖先个人的化身，许多圣贤也是神。家族的先辈也受到“神”的待遇。中国有修家谱的习惯，谁家的家谱往上溯得越古，表明这个家族的文化底蕴越深。尤其是远离故土、不断迁徙的客家，对家谱尤为重视，通过家谱寻根问祖成为客家人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家谱成为中原与客家的文化系链。二是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的传承。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都出现文化断代，有的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但中原文化的传承一直没有断代，尤其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可以说一天一天地延续着。中国的学校教育不仅出现最早，而且从国家、家庭和村区域，都在发展。客家人在迁徙中都把教育作为生存和创业发展的基础，许多家族都把重视教育写在家训之中。如从宁化石壁迁至上杭的张氏宗族中，清康熙十八年以前修的家谱中，“家训”中就写有“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敬愚顽”的条款。广东梅州客家，卖田供子女上学、挑脚打工供子女上学已成习俗，这些都是对中原文化的继承。明清之时，许多客家村落中建筑最好的是学堂，许多村落学堂至今还保存完好，成为旅游景点。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南移之中，中国的许多文化名家都出自客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文化融合纳新精神。从文化的传播史来看，清代以前中原文化没有拒绝过任何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对外来文化进行扬弃改造。唐代以来对佛教的适应和改造就是一个范例。佛教从印度传入、生根、发展，但结果是中国佛教。文化的融合纳新精神使客家人不断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进取。这其中自然有吃苦耐劳、节俭尚本、团结奋斗、刚强弘毅等优秀品质，但善于在逆境中发展自己，对外来文化有融合吸纳的气度，能不断吸纳新的文化而又不失自我，这种文化精神和心态是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越来越强的基础。而在这一方面，客家文化较之中原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民居，原来住在北方，是四合院落，但到南方山区，就要适应新的环境。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客家的“围龙屋”建筑，有中原地区“寨子”的遗传，木架结构也保留了中原特色，但整体上是适应了新的环境，在防范入侵上起到了更大作用。他们对中原文化进行了扬弃。作为中原文化的守护者，我们应当向世界客属学习，抛弃和改造旧的中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 

    一般地讲，客家的迁徙是从西晋末年的东迁开始，这是中原人第一次大批的南移，南移的原因是西晋政府的内乱和北方民族的入侵。随着晋元帝在建邺（南京）确立东晋政权，中原大批的士族随之到了长江流域，当然也包括大批下层百姓，有人估计，这次迁徙的人口在百万以上。他们迁徙落脚后的首要问题就是生计。要生存下来，就要适应新的环境，第一是要和当地人融合甚至通婚，第二是迁徙户要团结。从当时的上层士族看，要做到这两点也不容易。士族层长期生活在洛阳，当然是满口河南话。主持朝政的王导首先学习吴语，主张和南方士族通婚。一开始北方士族还不以为然，说王导没什么本事，只会说吴语罢了，而南方士族本来也看不起北方士族，称他们为“伧”，相当于今天说的北方侉子。但王导坚持了、做好了南北士族平衡的工作、使东晋政权稳定了下来。为了安置大批从北方迁来的中小士族和群众，王导主张在南方士族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这些侨州、侨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一带。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可以拥有北方流亡来的民众为奴、为佣、为佃。后来为了扩军，又招集中原良民在扬州诸郡为奴为佃者，充作运输兵。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才安置了下来。而东晋的南迁士族仍建立各自的家谱，当时就有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又派人帮他整理出《十八州士族谱》，共七百余卷。这百家就是客家的第一代祖先。从东晋到南朝近三百年，黄河流域战乱不止，而南部中国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里有一个比较性的描述。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他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时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和鱼羹，种稻佣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富家。南朝文人沈约描写的是：江南地方，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一郡丰收，可供书郡食用，会稽良田书十万顷，北方的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有历史学家认为，南方的开发奠定了盛唐的经济。这应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客属南迁，以新的民族融合造成的。第一次南迁的成果，也为以后的迁徙和开发提供了借鉴。 

    在客家人第一次南迁之后，北方又进行了新的民族融合，以鲜卑族汉化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同固有的中原文化进行了新的结合，使中原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到了盛唐和北宋，中原依然能确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原文化涌出的是鲜活清澈的泉水。所以在唐末和北宋末年，南迁的士族携带的依然是当时的先进文化，携带的是中原文化的主导意识。这里有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文化基因的遗传。所以，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客家人产生自觉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自豪的寻根意识；在世人忽然发现“客家”这一独特民系的时候，会有惊奇和赞叹，会对中原文化产生新的仰慕。 

    中原文化与南迁以至向海外迁徙的客家之间，有一条谁也割不断的文化和精神的纽带。今天，我们反过来重修认识和审视客家，尤其是在世界各地生存发展的客属，对我们中原地区的发展有极大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可以说，他们为我们今天的“走向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悠久而优秀的中原文化能够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是要发展自己、开发世界，而不是消化自己；我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要抛弃与新的时代不相适应的东西，那些是我们的包袱，我们要发扬的是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这是我们抵御任何狂风暴雨的根，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所在。 

（本文作者系郑州日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