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山为僧”疑点太多 李自成出家为僧了吗?

    ◎ 刘真武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闯王李自成经山海关之役大败后，一路被入关清军铁骑追逼，最后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惨死于乡勇之手。一代人杰，结局若是，可谓惨甚。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但仍有“夹山为僧”的老调重弹。

    首先，李自成顽强奋斗、屡败屡起的斗争经历告诉我们，就其性情，他不可能自甘失败，颓然入寺，逃世为僧。李自成顽强刚韧的斗争精神和不甘失败的性格，为史籍所详载，并为时人包括其对手所公认。在与明军十几年的艰苦作战中，李自成部由小变大，由弱积强，并最终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辉煌胜利。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李自成也多次品尝过失败挫折的滋味，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经受得住失败和挫折的打击，于失败之时不气馁，于挫折之中再度奋起。

    李自成第一次所经受的较大失败的考验，是在崇祯九年(1636年)。这年五月，李自成等部与明军在陕北榆林、绥德一线作战。在乘胜进攻米脂时,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外加天降暴雨，李自成部只剩百余骑脱险。与此同时，早期起义领袖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明廷对农民军剿抚并施，许多义军首领因此对斗争前途悲观失望，乞求招安。面对自身的惨败、明廷的招抚、友军的变节，李自成不为所动，败而不馁，联合陕北的其他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后南下四川，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邑，有同拉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扭转了斗争形势。

    李自成所经受的第二次失败是在杨嗣昌提出增兵增饷、十面张网的“平寇”计划之后。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二月率部出川，遭遇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河州、洮州地区的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采用分散的隐蔽方式，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艰苦转战于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大山区。这是李自成自起兵以来所受的最大挫折，几乎再无重振之希望。在这极其艰难困苦之时，李自成既未受抚投降，更没有隐迹为僧，而是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深山中坚持与明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于崇祯十三年六七月间，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再度掀起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新高潮，从此走向节节胜利，并最终将明王朝赶下了历史舞台。仅此两例，即可说明李自成并非那种经受不住挫折与失败之人。“将军难免阵上亡”，李自成从投身农民起义之时起即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即使是全军覆没，他也不会遁入空门，苟且偷生。

    其次，李自成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城，被清军铁骑追逼，尽管情势险峻恶劣，但并非绝望之时，他不可能丢下几十万同生共死、并且尚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战友于不顾，只身入寺为僧。

    山海关一役失败，使李自成的事业开始从胜利的顶峰滑坡。这种功败垂成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此时的李自成，并未在这种沉重的打击下一蹶不振。面对清军铁骑入关、北京难保的险恶现实，他毅然放弃北京，率领大顺政权经由山西太原、平阳返回西安，意在以西安为重心，准备反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加强山西防务，政治上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经济上停止追赃索饷，改征赋税以助军需。尽管以西安为重心，反攻清军的计划落空，但仍可以说明此时的李自成还没有承认彻底失败，也没有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或者失措无计。

    固守西安的计划落空之后，李自成根据当时全国形势，决定经河南、湖广南下转移，以图夺取弘光朝廷控制之地，凭借南方的人力物力，暂避入关清军，坚持斗争。当时随同南下的只是大顺军一部，总兵力约13万。这支队伍到达湖北襄阳，集结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大顺驻防军七万余人，总兵力达20万左右。武昌之役、九江之役失败虽惨，但只是被击溃而并非被歼灭。李自成牺牲前后，这支南下大顺军余部克州破县还为史所载。到同年六月，余部各股摆脱清军的追击，终于在湘东平、浏地区聚合。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之时，南下大顺军并未覆没，仅以《逆闯伏诛疏》所言“李闯溃贼数万奔入宁境”这一记载来看，南下大顺军在聚合之后尚有相当实力。

    李自成南下之时，大顺军的另一部则由李过、高一功等率领，转战于陕北、汉中、甘肃、宁夏、西宁等地区，用以牵制清军。后来，他们也经甘肃，取道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来到湖北，与早期南下的大顺军会合。可惜的是，此刻李自成已命赴黄泉了。

    以上事实证明，李自成死时，大顺军总体力量尚有几十万之众。和前几次遭受挫折时相比，力量要强大得多。前几次的挫折都经受住了，他为何要在希望并未破灭之时，丢下几十万部队，忽然遁迹空门为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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