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祭神都(2)

     2010-04-30 10:24 阅读: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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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摆脱了嫌疑。事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李治对武则天百般恩宠,早在做太子时就与武则天关系暧昧。好,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人们自然不会相信一个娇滴滴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再加上李治的宠爱,没有人会也没有人敢再去对那些疑点发问。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武则天的眼泪,于是这一冤假错案被顺理成章地定了案,定得那么合情合理,定得那么光明正大,定得那么大快人心!

 

  世人口中传道着王皇后如何阴狠,武则天如何可怜。公堂上“明镜高悬”的四个烫金大字,亮得有些刺眼。

 

  唐高宗李治病重后,武则天逐步掌握了权力开始干涉朝政,权利的重心开始偏转。李治当然对武则天不满,偷偷找来上官仪密谋废掉武则天。武则天耳目众多,很快事情败露,武则天把李治叫来质问。李治一见武则天的男儿气概、国君之姿,把计划统统抛到脑后,一味讨好献媚,把责任干干净净的推到上官仪身上,结果上官仪被杀。

 

  上官仪确实死得冤枉,可这只能怪他毫无眼光。李治性格软弱,根本不能共举大计。

 

  武则天不是个笨人,废掉自己的主意显然不是出自上官仪。上官仪纵然对自己不满,但碍于身份地位也不会贸然作乱,背后自然是李治给他撑腰。当时唐太宗的余威尚在,武则天还不敢把李治怎么样,只要李治表面上服服帖帖也就罢了。

 

  不过,李治较之武则天的确不适合当皇帝,但满朝群臣不管这些,他们注重的只是皇位的传递是否合乎礼法。无数次山河的败落都因这种礼法而起,至于败落的原因并不很难探察,但是涉及到了众人敏感的礼法,如此大的阻力谁也不敢尝试超越。

 

  武则天总共有四个儿子,弘、贤、显、旦。她为了控制朝政,先后废立了她的这四个儿子。其中李弘突然病死,有人说是武则天的毒害,从他早年的种种行为来看不无这个可能。

 

  公元690年,武则天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四海起义不断,反对武则天称帝。这不仅是因为武则天夺了李家天下,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女人。

 

  说到此处,这天下又何曾是李家的呢?李渊推翻了隋朝,才使得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以这种逻辑,只怕没有人有资格统领天下。或许会有人顽固的抗议,她是个女人。是的,她是个女人,那又怎样?女人除了在生理上和男性不同,还有什么差别?

 

  古人并不管这些,那是祖宗遗训。但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是喊得理直气壮,其实心虚得很。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大兴告密,重用酷吏。这一切巩固了她的江山,却让整个社会陷入极度恐慌。一旦涉及谋反,不用审得太仔细,草草的用红笔一笔勾去,“喀嚓”一声,人头落地。这种审法果然很简便。

 

  近乎夸张的刑罚严重损坏了社会生态,冤假错案拥有了最适宜的氛围。武则天犯了一个千年来帝王惯犯的错误,提防叛乱的手段太过激,由于防范失度而出现混乱的局面经常难以控制和恢复。

 

  这种失度的范围极其广泛,整体性地削弱了高等文化层面,连低层次的庶民也很容易失去活力。大多数正直的人对朝廷的胁迫无所畏惧,虽然热血丹心,但结果无非是乱葬岗上多了一具无用的躯体。

 

  心系天下的人总是少数,得过且过的平民慑于朝廷的峻法多半不敢作声,英杰豪士的死只能使平民更加畏惧,使得平民更为驯服。

 

  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共同点都是朝延的力量已不是十分强大,民众完全有实力推翻政权,武则天的时代显然不具备此条件。

 

  于前朝的覆灭,武则天唯恐刑法不酷,希望以此震摄天下。强行使用暴力总不是个好的办法,这与中国传统称赞的“以仁治国”截然相反,有识之士免不了一番批判,结果大都是被捕入狱。

 

  精神文化层面也因此支离破碎,或许表面上诗舞漫天,但字字句句太浅薄,没有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反应。

 

  朝廷上下再无人敢与武则天抗衡。


 
  人总是会老的,你可以征服天下,却征服不了时间。

 

  80岁的武则天病卧在床,朝中重臣也难见她一面。她身边相伴的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两个男宠,沉默许久的文臣武将开始暗中计划部署。张柬之和李多祚等人见时机已到,便率人入殿杀了张易之和张昌宗,然后逼武则天退位。

 

  一场官廷政变竟会如此平静,整个过程只死了两个人。宫殿上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这个大殿,这扇朱门被进进出出,来来往往。青石板路被匆忙的脚步踏的疲惫,一张龙椅已被历代君王蹭得发亮。

 

  我无力说清曾有多少君王在金殿上吞吐风云,要弄清这些实在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即便是对一些史书文献随意瞟上几眼,脑子里都会被震慑出一大片空白。

 

  谁都想高高在上,你推我拥,一张龙椅终究是谁也没坐稳,不但坐不稳,而且因为坐的太高,一不小心失足跌落,粉身碎骨,比之寻常百姓尚且不如。


 
  旷达的金殿包藏着博大而又艰深的内容,没有一个帝王能在这种氛围下真正自省。一开始就用民族去诠释,然而却全然错了。强调民族就强化凝聚力,但同时也让与异族的敌意加强,总是要用武力使对方臣服,未免有点小家子气。

 

  实际上,唐太宗也不是汉族,严格来说,他应该算鲜卑人。但谁也不愿改口,一厢情愿地把他划入汉人。江山是祖辈传下来了,尽管自己无能,也不愿意让给外人。

 

  我们共同在一起生活了千百万年,仅是不同的肤色、语言和文化,习惯于以异类相称,彻底地割断了情感的交融,实在太过于武断。

 

  更重要的原因是皇位。皇帝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任何简约的情感都会因此而晦涩。感情良知历来很难介入皇位的争夺,只能站在一边旁观,尽管竭力调合,却总遭到冰冷的拒绝。

 

  城门甬道的青砖上有几处杂乱的脚印,我不敢再回想历史,真的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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