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呼吁吧，乱世需用重典，对于一切杀孩子的人，立即千刀万剐。——赵丽华
发展的代价，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渐渐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卫孩子，就是保卫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董崇飞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它揭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梁文道
悲怆无语。——杨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机、房价和通胀重要一万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茅于轼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没啥敢不敢的问题。——程鹤麟
在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国度里，家庭一直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而爱情几乎是个体生命唯一的心灵慰藉，家庭伦理的失范和爱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导致这一代人的肆无忌惮和无所敬畏。无所敬畏的同时，伴生着无所皈依，无所依恋，已经无所依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残。——情天大圣
中国人现在的确应该是互相都给对方留些余地的时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烦了。——邱华栋 （摘自作者微博、博客和文章，特此致谢）
【主持人】邓媛，本报记者
【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当“坏消息”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社会信息传播的透明，却又不免因此而惶惑：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一个多月内，中国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明中国病了？
于建嵘：不能完全说现在是“病态”社会，我形容当下中国的情形为“溃散”。主要指人心，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惧。没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在打拼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得到回报的。他在许多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剩下了恐惧，做事更加不计后果。
杜平：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从国家到社会、个人，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可能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XQ：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
于建嵘：“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就体现为报复社会。它就像病毒一样，而我们对待这个病毒缺乏一个抗体。从郑民生开始，这种行为出现后，我们没能根治它，让它具有传染性。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绝望的心态容易导致穷凶极恶。在社会进程中，有这么一批人对生活的意义、对将来有没有出头之日产生了绝望。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过去30年，我们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太少了，或者多于口头强调，但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做起。从政府教育部门到个体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家长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你讲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你就会吃亏或者没有竞争力。
XQ：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个道德观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相亲电视中，人们把“拜金”挂在口上；为了出名、走红，似乎拍艳照是一个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事人也不以为耻。
于建嵘：但我觉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有没有最后的社会规则的底线。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反社会人格”，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XQ：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吗？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发展阶段？
杜平：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联系到中国，我想，就拿杀害儿童的案例来说，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为受害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出诉求、寻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类似极端手段来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报复的事情，就会得以避免。
XQ：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与正义？
于建嵘：这关系到如何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回报。我们说不确定性带来社会问题，但绝望的人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再如何奋斗也没有办法得到回报，所以治愈“溃散”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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