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向来被人视为中华文明之源。它的影响渗透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渊源和原始本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千古之谜。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在是有必要。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据,终于使我们可以揭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一窥其真容的时候了。
在《河图》、《洛书》图传出之前,除了神话传说之外,没有任何文献对河图洛书做过具体的说明。《尚书。顾命篇》记载:周康王即位,从周成王那里继承了八件国宝:“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里首次提到“河图”。《尚书。中候》说:“元龟负书出”,则与“洛书”有关。《系辞传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把河图洛书并列一起。在古代的文献中,上自伏羲、黄帝、尧、舜、禹,下至商汤、周公、成王都与河图、洛书有联系。但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说。倒是经过不断的谶纬迷信式渲染演绎,河图洛书成了荒诞的神话怪谈。
宋代传出《河图》、《洛书》和太极图,不但没有消除环绕在河图洛书上的重重迷雾,反而又引发了易学界对《河图》、《洛书》的真伪的争议。遂后形成的“图书”学派,尽管作出种种解释,却始终没有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M1,即西汉汝阴侯夏侯竃墓出土了两具占盘[1]。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式盘,距今已有2180余年。在一具被考古工作者称为汝阴侯太乙九宫式盘的天盘上,四条直线相交八分其圆,成九宫形。圆周数字排列与洛书完全一致,与《黄帝内经.灵枢》的九宫八风也基本相同。说明洛书数字图式早在西汉之前已经存在,并已经应用于占筮和中医诊断。
1987年6月,河南濮阳西水坡45墓发现了蚌塑北斗青龙白虎图[2],向现代人展示了距今6500年前,中华先民的天文历法水平。同是1987年6月,在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玉龟衔玉版图。在遗址中出土的诸多玉、石器中,还发现了鸟猪合体玉雕和玉人[3]。这些新石器的文物发现,为我们解开《河图》、《洛书》之谜提供了新的条件。
一、解读含山玉龟、玉版图的文化信息
我国古代盛传“神龟贡书”的神话。含山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玉龟玉版,令现代人大吃一惊,原来神话怪谈竟然也有其实物依据[4]。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对其包含的文化信息进行了研究,并推测它是“原始洛书”。但至今尚未完全了解其中的奥妙。近几十年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6000-5000年其间,是我国上古文明,特别是天文历法随着勾股方圆数学产生应用而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因此,正确的解读和了解玉龟玉版图,对进一步认识新石器时期文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破解洛书之谜尤为重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一万年的历史。随着农业的产生,上古先民也开始了他们的天文历法活动。天文观测形成了上古先民最初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即以北斗七星环绕的北天极区域为中心的盖天思想。这种盖天观念认为,日月星辰都是圜绕极心运行,即所谓“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吕氏春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晋书。天文志》)。这种宇宙观念直接影响并贯穿着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盖天观与立竿测影结合,产生了八节及二十四节气历法。为了记录传播八节历法,先民们又创造了八角八卦等历法盖天图式。伏羲画八卦,最初应该就是八角八卦历法图式。
早于八节历法,并与其同时存在的是十月太阳历。古代“金乌负日”、“扶桑树上十日轮值”、“后羿射日”三则神话传说,基本上概括了十月太阳历的内容和后来的变化。古代文献中,有上古存在“鸟历”的记载。《史记?历书》说:“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滜。”这里的“秭鳺先滜”,说的就是鸟与节气的关系。“鸟历”,就是十月太阳历。三星堆巨大的青铜神树的发现,再次以实物的形式说明“十月太阳历”的存在。与安徽含山玉龟玉版同时出土的含山玉人,也向我们透漏着同样的信息。
这个含山玉人,俨然是一个古代“传天数者”的形象(图一)。他高高的站立着,沿用始祖伏羲“近取诸身”的方法,以自己的身体打着比方,传授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淮南子?精神训》)。玉人头顶笠形盖天冠,象征天似盖笠。略成斗方形的面部,象征北斗星的斗魁[5]。斗魁璇玑所在的北极,就是天穹“盖笠”的中央。这是从伏羲氏时代,已经存在的盖天宇宙观念。玉人直立的身体,象征与人身同高的八尺髀表。髀表又称圭表。刻在玉人手臂上的圭表纹,象征立竿测影确定的八节历法。玉人伸出自己的双手,以左右手各五指,表示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五个月,寓意的是十月太阳历。
含山玉人传达出的信息,为我们解读含山玉龟玉版提供了同时代同一地点的依据。
含山玉龟、玉版图,是对距今5000年前的盖天思想和天文历法的详细图解。它在表现伏羲时代的十月八节太阳历的同时,系统的总结了从伏羲时代开始的天文观象系统、立竿测影方法、历法图式等文明成就,也澄清了环绕在“元龟负书”传说中的神话迷雾。
玉龟玉版出土时,玉版衔在龟背甲和腹甲之间。古人对龟崇拜的习俗,源于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观念。古人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引发对龟的崇拜。从伏羲氏太昊部落生活过的舞阳贾湖遗址中,出土了百余个龟甲[6]。说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的时候,人们已经形成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观念。含山玉龟,象征的正是这种古代先民特有的宇宙观念。
安徽含山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图二∶1)。呈灰白色,长9.4、高4.6、宽7.5厘米,通体精磨。背甲为椭圆形,横剖面呈弧形,以象穹窿盖天形。背甲中间有脊,把背甲一分为二,呈左右两部分。背脊两侧刻有芒纹,象征着天球南北极的轴线。背脊两侧,有芒纹弧线左右相向对称,象征东西天区和太阳的视运行轨迹。两弧线外侧,又各对钻2个圆孔,并刻凹线连接,这是古人对星座的表示方式,象征着东西周天运动的苍龙角宿二星。按岁差原理推算,冬至黄昏时,看到角宿二星从东方升起,春分时则看到心宿大火在东方升起,是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星象[7]。伏羲氏东迁贾湖遗址的年代最早在距今约9000年。由此看来,伏羲以角宿二星授时正合当时的天象。因此,玉龟背甲上的角宿,表现的是伏羲时代观测授时星象。玉龟背甲脊後部对钻4孔,表示北斗星的斗魁四星。与斗魁相应在腹甲后部有1个钻孔,表示北天中的北极星,即后来被称为的天一、太一、帝星,象征盖天说的北天极心[8]。用斗魁建极,立竿与“天中齐”,是上古时代立竿测影的重要规则。因此,古人在玉龟上把北斗斗魁和北极星表现出来。
玉龟腹甲平面略成方形,四角内收,两翼上翘,象征大地。龟背甲为阳,象天;腹甲为阴,象地。龟背甲和腹甲构成一个立体盖天宇宙模型。斗魁、极星、太阳、苍龙的角宿,是伏羲氏时代的天文观象系统。
玉龟背、腹甲中间所夹的玉版图,则是“观象授时”的历法系统。
玉版为长方形,长11、宽8.2厘米,剖面略呈拱形,呈牙黄色(图二∶2,)。玉版周边有钻孔,成5、9、5、4数顺时针排列。这是伏羲十月历的历数和内容。玉版上边有9个圆孔,下边左右侧各有2孔,合为4孔。上为天、为圆、为南,下为地、为北、为方,天圆地方。以“参天两地”之义,三、二为阴阳数。上古以三为圆周之率,故三三九,九象征天圆。“两地”,即两矩。二二四,为地之四方。
天圆地方,天数用阳数、奇数。地数用阴数、偶数。天以北辰为大辰,北辰即北极星、天一。天数始于一,极于九。天有三辰,月有三旬,天见三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规圆于天,天数为阳,故天极数为九。乾为天,用九数。《周髀算经》讲:夏至建午,位南方,“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阳照九不覆三(亥子丑)”。冬至建子,位北方,“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阳照三(巳午未)不覆九”。故玉版上边的九孔既象征天,亦表示夏至。二、四为地数。玉版下边的4孔,象征地方,也表示春夏秋冬阴阳四时。4孔一分为二,左右各2孔,表示上、下半年各有二季。伏羲历度三百六十,六六三十六为一月之期。玉版上9孔、下4孔,四九三十六,正表示了十月历每月是36天。
圣人面南“向明而治”。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是古代天文历法图式的基本规定。玉版左右边各有5孔,合之为十,分而为五,与含山玉人伸出的十个手指的意义相同。这是对伏羲十月太阳历上、下半年各五个月的表达方式。
玉版周边的5、9、5、4圆孔数,表达了天地阴阳的数理观念和伏羲十月历的历数等内容。
原始的十月太阳历,把一年定为360天历度,这是它的粗俗之处。先进的立竿测影方法产生后,当人们连续两次对夏至或冬至日影进行观测,发现一年的实际历数是365天,而不是360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每年在冬至和夏至前后重新测影,以确定上半年和下半年开始的日期,并把测影过程所用的二、三天时间,作为祭天和调整历度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用测影、祭天节日的五天,来补伏羲360历度与回归年365天之差。至今仍保留在彝族中的火把节、回星节,就是这种古老习俗的遗存。古代“女娲氏炼五彩石补天”的神话,应是这一历法变化的反映。
冬夏二至,是八节中最重要两节气,也是上古先民立竿测影最先确定的两个节气,是确定南北方向,区分春半年和秋半年的最重要的历法时空点。因此,玉版图在紧临周边圆孔之内、大圆之外,以四个圭形矢纹,分别指向玉版的四隅角,表示二至时日出日落的方位。上古先民在观象授时阶段,特别注意太阳出入的方位与节气的关系。中华大地的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北,北纬33-35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古人的主要生活区域和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是冬至前后北极星出现在中天,建立观象中心的最佳区域。冬至日,太阳南游至南回归线上空;夏至日,太阳北游北回归线上空。生活在北半球中华古人,直接观察到是:冬至日出东南方,日落西南方;夏至日出东北方,日落西北方。并由此把春秋二分太阳的出没方位看作东、西方向。《周髀算经》说:“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赵爽注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故以东为左,西为右。日冬至从南而北,夏至从北而南,故曰南北行。冬至十一月斗建子,位在北方,故曰从坎。坎亦北方也。阳气所始,故曰在子。巽,东南。坤,西南。人见少晷,阳照三,不覆九也。夏至五月斗建在午,位在南方,故曰在午。艮,东北。乾,西北。日见多晷,阳照九,不覆三也。”《周髀算经》以古盖天理论和勾股法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宇宙观念和天文历法实践。由此可以说明,玉版图上为什么特意用四个圭形矢纹,指向四隅角,来表示二至日太阳的出入方位的。
我们发现,玉版左上角的圭形矢纹与其他圭形矢纹的不同。它独呈五段十节,显然是古人有意所为。十数为天地数之终。数十岁成,“原始反终”,表示的是十月历的最后一个月,即冬至节所在的月份。因此,左上角的圭形矢纹所指,应是冬至日太阳升起的东南方位。右上方圭形矢纹所指,是冬至日落的西南方位。同理,玉版左下方和右下方两个圭形矢纹所指的方向,表示夏至日出东北方,日落西北方。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突出冬至、夏至在十月历中的重要位置,和每年在二至重新测影的必要性。
玉版图中,刻绘有大小两个同心圆,两圆之间刻绘八个方格、方格内有圭形矢纹。大圆在外,表示冬至的日道,小圆在内,表示夏至的日道。八个格和八个圭形矢纹,象征立竿测影确定的八节。
太阳是立竿测影的观测主要对象。上古先民在盖天思想的主导下,用勾股原理求圆于方,连续使用方形的外接圆方法,设计和建造了观象和祭祀天地的圆形或方形三阶高台。并用同样的原理计算各节气的日道直径、圆周和太阳出入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达到“天与地协”的理想境界。《周髀算经》载七衡六间图,并有对不同季节的日道直径和圆周的实测计算记录。其中,“夏至日道径二十三万八千里,周七十一万四千里。春秋分日道径三十五万七千里,周一百七万一千里。冬至日道径三十七万六千里,周一百四十二万八千里。”七衡图是由二衡、三衡、五衡图发展而来的。我们不仅可以从春秋战国的铜镜上看到二衡、三衡图的饰纹[9],从殷商妇好墓出土的铜镜上有七衡、五衡饰纹[10]。而且在距今7000前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兽塑”和“堆塑飞燕”“饰五圈附加堆纹”的残损器物上,也可以看到三衡、五衡图[11]。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三环石坛遗迹,则是距今5000年的祭坛。三环石坛内环直径11米、中环15.6米、外环22米[12]。石坛的成等比关系,与《周髀算经》对二至二分日道观测所得数据的等差关系接近,而且外衡直径都是内衡直径的二倍。说明早在距今5000年,甚至距今7000年前,人们已经以圆形的盖天衡图表现不同季节的日道了。二圆衡图表示夏至冬至日道,三衡表示二至二分日道,五衡则表示二至二分四立八节日道。由此,我们认为玉版上的内圆和外圆分别是夏至冬至的日道。
与衡图日道相应的是古人对日影的观测。《周髀算经》对八尺髀表在不同节的表影长度有详细的记录:“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立春丈五寸二分。……春分七尺五寸五分。……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夏至一尺六寸。……立秋四尺五寸七分。……秋分七尺五寸五分。……立冬丈五寸二分。”在《后汉书?律历志》等古代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立竿测影,亦称圭表测影。显然,含山玉版的作者,在象征二至日道的两圆之间,刻绘八个方格和八个圭形矢纹,意在表现春夏秋冬的八个节气。二至二分四立八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八节,也是最主要的八个节气。赵爽注释《周髀算经》说:“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易纬?乾凿度》讲:“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春秋考异邮》“阳立于五,极于九,五九四十五一变,以阴合阳,故八卦主风,相距各四十五日。”八卦即八节、八气、八风。历法有了此八节,才能对农业生产起到指导作用。所以《晋书?律历志》说:“分八节,以始农功”。
玉版中央刻有八角形纹。与一般的几何八角形不同,它呈四面八角形。八角又为四个燕尾组成,显然是古人特意设计,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种图式。
这种八角图式并非仅在含山玉版上出现,在含山玉鸟的中央也有这种图式(图三∶1)。而且,上自距今7800年的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遗址、距今6000年的汤家岗新石器文化遗址,下到距今4000年的小河沿文化以及殷商时期,上下延续三千余年。其间在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不同文化时期和不同的地域遗址中,都发现有这种八角为图形[13]。这些八角图形外周大多有双环或单环,少数则无环。说明这种图形有独立的意义。玉版中的八角形与其前后出现的相同图形,必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湖南安乡县汤家岗遗址,有一个刻在M1:1陶盘底部八角图式[14](图三∶2)。在该图四正方的燕尾角内,各有二人相对,中间有表竿、表影,象二人正在立竿测影之状。在四隅的夹角里,都有飞鸟在平台上飞翔,象征中午的太阳,丽行在中天,同测影的饰纹相呼应。这种立竿测影的图形,我们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铜镜上仍然可以看到[15]。该八角图形四正方的内收角上,各有一个三阶纹,象征三阶观象祭祀高台;三阶纹的左右肩部都有“┏ ”、“┐”纹,呈两个相对的矩尺形,与表示观象高台的三阶纹组合在一起,具有测影过程中“用矩之道”的象征意义。这些文饰,明确地表现出八角图式与立竿测影的直接关系。最外层大圆是重圆纹,象征周天历度。中间环布星纹,表示运行于天上的星宿。点状星宿纹,被分为三小段、三大段;三小段均由三个星点组成,可能象征心宿三星。三个心宿星,象征从春分到秋分傍晚,人们所能观测到的三个不同方位。如:《尚书?尧典》:五月“日永星火”。《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幽风?七月》:“七月流火”等。心宿星与角宿一样,都是苍龙七星中的主要授时星宿。围绕八角形的各种简单直观的饰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八角图式是立竿测影的产物。它内含了建立观象台、立竿测影、“用矩之道”和以苍龙星宿为授时星象。包含了八节、八方、八气、八风等历法内容。伏羲以龙纪历,说明八角图式是伏羲八节太阳历的图式。
组成八角图式的四个燕尾,是鸟类的象征。伏羲氏风姓,崇凤鸟,象征八角图式是伏羲氏所创造。《说卦传》:“离为日”。孟氏逸象载:离为日、为鸟,为飞鸟、为鸿。鸿鸟,即候鸟。鸟是太阳的象征,也是“金乌负日”十月太阳历的象征。古人测影时常把鸟的象征物值于表端,表现对太阳和对鸟的崇拜。《拾遗记》上讲:“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鸠,是鸟的通称。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壁、玉琮上常有鸟立于表端的图案(图三∶3)。商代后期的戌革鼎上有四飞鸟组成的变形八角纹,也说明八角图形与鸟的关系。因此,燕尾八角图式不仅表现了立竿测影的这一习俗,也表示该八角图式既是八节历的图式,也同时是十月太阳历的图式。
八角图式的中心为一方形纹,象征“北极之下,天地之中”。方形象征地,表示观象地点是地的中心。方形纹,还象征北斗的斗魁。斗魁璇玑环绕北天中心运动,故斗魁又有北极天中的含义。
古人立竿测影,必须立髀表与“天中齐”。《周髀算经》讲:“冬至加酉之时,立八尺表,以绳系表颠,希望北极大中星,引绳致地而识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时,复引绳希望之。”“北极大中星”即北极星,为“璇玑之中,天心之正”。这是盖天观念在立竿测影过程的体现,是古人立竿测影的规则。北斗星不仅是最早的北极璇玑星,也是后来立表“与天中齐”的主要指示星。因此,从盖天思想出发,八角图式中心的方形纹象征“天地之中”。
从考古发现的八角图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图式中心,有内接正方形、圆形、圆方共存等不同表现方法[16]。只是繁简的区别,含义则相同。内方表示地中、北斗,内圆表示天中星。在商后期的戍革鼎上变形的八角图[17](图三∶4)的中间是斗方纹,四角有四个展翅的飞鸟纹,鸟头向着中心,四对鸟翼呈八角。斗方纹的中心有“一”字,象征“天一”、“太一”,表示北极星和北天极。斗方纹则象征北斗。这也证明玉版八角图式中心的方形纹,具有北斗和北极之下天地之中的含义。
在我国西南的彝、白、傈傈、傣、景颇、瑶、苗、僮等民族中,至今还保留着对这种八角图形的喜爱。在彝族的词语中,八角和八卦是同义语。八角就是八卦,八卦即八角。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伏羲氏“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就是画八角历法图式,取代了更古老的结绳纪历形式。后来八卦符号则是对八角图式的抽象。为了与盖天衡图和其他的八卦图式区别,我们称这种八角图式为“燕尾八卦八角图式”。
燕尾八卦八角图式的诸多含义,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和流失。相反,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玉龟玉版以更进步的表达方式,赋予它的更丰富的内容。
令人惊叹的是,与立竿测影的含义相对应,含山古人把玉版左右的5孔与其下方的2孔,组成两个相对的“L”形矩尺状图案。其形状极似由4孔与3孔组成的勾股形,与《周髀算经》说的“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勾股法暗合。赵爽注释说:“圆径一而周三,方径一而匝四。伸圆之周而为勾,展方之周而为股,共结一角,邪适弦五。政圆方邪径相通之率,故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勾股法是立竿测影的发展。在距今六、七乾年的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勾股方圆数学已经产生并应用于天文历法的观测和计算中(见本人的《新石器仰韶文化的数学》一文)。含山玉版图反映了这种数学进步,也是可以理解的。
古人把奇偶数区分为天地阴阳之数。天数为阳,象征温暖之气;地数为阴象征阴冷之气。阳春半年阴气消退,阴秋半年阴气长进。含山玉版的作者有意把代表阴冷之气的二数,分别置于上下半年的五数之下,表示有阴阳消长的寓义。左边代表阳半年的5个月数,减去下方代表阴数的2数,余3,表示阴气的消退;右边代表下半年的5数,加上其下方代表阴数的2,合为7,表示阴气的增长。这一减一加之后的3与7,其和仍然为十,十月历数不变。而3,7数又与春秋二分的授时星,苍龙的心宿三星、白虎的参宿(不含伐星)七星的星数一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发现的蚌塑北斗青龙白虎图,表明在距今6500年前,青龙星宿的心宿星座,白虎星宿的参宿星座,都已成为春秋二分的授时星[18]。含山玉版图用心宿三星,参宿七星,象征春秋二分的作法,与当时的天文历法水平符合。玉版的作者作如此巧妙安排,不仅把立竿测影和对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化的认识表现出来,也把新的天文授时星象寓于其中。从而丰富了早期的“燕尾八卦八角图式”。这种图式,既是星象图、方位图,也是立竿测影的十月八节历法图,同时也是古代的盖天图。
含山玉龟、玉版图以象数的表现方法,把上古时代的盖天观念、天文观测系统、观测方法手段、十月八节太阳历法内容,及燕尾八卦八角图式尽囊其中。原来“元龟负书”,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距今9000年-5000年其间,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华先民们,在认识天地自然过程中创造的科学成果和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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