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报记者与上投摩根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对于上投摩根是否组织过该次旅游,旅游费由谁支付等问题,该人士称:“对于敏感的事情,也只能保持沉默,监管部门现在要维稳。”
律师严义明昨天则告诉早报记者,公司邀请主管部门官员豪华旅游,不排除受贿行为可能,一旦被查实,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应该追究责任。
何种行为可认定是行受贿?严义明认为,有两点,一是提供好处,二是好处跟职务有关系,这种关系除了立马看的见的好处,还包括可以提供长期收益的好处。
蹊跷的是,上投摩根与证监会官员同游之时,正是著名的中国资本市场第一起因内幕交易获罪的唐建“老鼠仓”案发之际。
根据报道,200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现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突然拉升新疆众和(600888.SH)股票价格,上海证管办对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进行有关内部管理的现场检查,并一度暂停业务审批。
2006年12月上投摩根高管傅帆与李正强、李莉等出境走遍旅游胜地后,2007年4月18日上投摩根在其官网刊登公开声明,称“我公司未收到有关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的任何举报,我公司也未收到监管机构的任何调查”。
而证监会基金部在调查唐建期间,并未暂停上投摩根的业务审批,上投摩根在当年4月和10月分别发行了两只新基金,而让基民亏损巨大的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当年更是以上千亿元申购资金,创造了目前基金发行仍无法逾越的纪录。
律师严义明认为,由于中国证监会和上投摩根是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国家公务人员接受监管企业的付费邀请,这种行为完全有理由与行受贿划等号。
记者观察
“李莉门”在考验谁的智慧?
比阿娇的“很傻很天真”更矫情的是,李莉“内幕交易”的调查草草了事。
谁都知道,“李莉门”的疑点很多:2007年3月7日上午10时07分59秒,李莉手机号发送“三一重工”分红预案,3月8日,三一重工公布分红预案,内容与短信完全吻合。
时间不早不晚,正是短信发送日的“明日发布”;内容不差分毫,三一重工06年每股收益果然是1.16元,不是1.15元,也不是1.17元;手机的主人正是来自证监会的工作人员,不是别人。
李莉向媒体表示,从没见过手机上的短信,自己那时候和母亲住一起,如果要通知母亲这个消息根本不需发短信,亲自告诉她即可。
而让公众不解的是,证监会的反应比李莉更快:它通过媒体迅速做出回应,称没有证据表明李莉利用该信息从事内幕交易。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身为证监会有着丰富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经验的李莉,自然知道手机被借用去炒股、发内幕信息的危害。在监管衙门内部,出现了涉嫌“内幕交易”的短信,用一句没有证据就想草草了事,未免“很傻很天真”。
最起码,无论短信是何人所发,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被准确提前泄露,这一事实不容忽视。有了线索,顺藤摸瓜查找证据,应该是证监会维护市场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的职责所在吧?
监管部门没有证据,媒体、检举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据。
李莉前夫李恩泉提供的“交割单”显示,尾号为2279的李莉手机号有7次股票交易记录,其分别于2007年1月11日以5.49元/股买入400股中海海盛,同年4月18日以11.01元/股卖出,获利100%;2007年1月30日以6.5元/股买入2300股海欣股份;2007年4月19日以6.99元/股买入600股S*ST秋林。
媒体则连续报道了李莉和国内基金公司上投摩根之间的微妙关系。
真相,或许只有一步之遥:交易期间,李莉的手机是谁在使用?在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这个问题并非无解。
三国诸葛亮《出师表》曾提醒:“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李莉前婆婆苏彩翠在谈及李莉的回应与否认之时也表示“只能通过司法调查来鉴定真伪”。
时代不同了,一场危机不仅在考验追踪该事件所有投资者的智慧,也在拷问监管部门的智慧。(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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