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弯曲有力的汉字和清晰悦乐的汉语才是最古老的文物。由于文化和金钱的冲突，我们长期地生活没有正确方向的空间。对一件古物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要以金钱来衡量。尽管文化价值与金钱价值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但经常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遗址古董可以在深林或地下静静等待，而很多文化却必须面对各方面的损毁和遗失。不管是人为战乱还是自然灾难，文化都无力抵御。文化本身的软弱性注定了它无法完完整整在我们手中传递。
文化在古人们向我们传递的过程中已经失落了一部分，我们所拥有的委实不多，经不起再度地挥霍。当遗忘占据了历史，一切都变得那样落寞。这种错误在思维惯性的诱导下甚至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秩序。一旦错误成了思想的主流，我们将永远困守在历史的旋涡。
左思的《三都赋》已成为历史，早与现代脱了节。倘若把《三都赋》的出现拿到现代，它的销量绝不会高于一份普通的报纸。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时常很狭窄，并且曾长期地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真正的文化没有解说性的概念，要明白什么是文化，需要无言地心领神会。于是，人们认知的局限性与文化的复杂性的冲突，使我们不知所措。
在很多人看来，研习古文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研究。他们想独辟蹊径，以求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一种捷径，但捷径有时反而是一种弯路。当你寻访捷径路口的时候，别人已踏上了征途；当你在路中夜宿荒野的时候，别人已到达了终点；当你正在欣喜若狂地认为自己终于完成旅行的时候，别人早已登上了另一个山头。
结果，你的路最短，走的时间却最长。因此，你成了失败者。你并不愚蠢，也不懒惰，一切都因为你太爱走捷径！
放弃我们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创造出一种泡沫似的文学，正是在走这种捷径。
左思在写《三都赋》时，家里所有的地方都放着纸笔，以便于一想到佳句就可以马上记下来。这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个洛阳诗人——李贺。李贺骑一瘦马，每吟得佳句就写下来，装入囊中，晚上回家赋成诗篇。或许，李贺就是在效仿左思吧.
纵是左思文思敏捷、博学多才，也要费尽心血，历时十年才写出了《三都赋》。文化，是没有捷径的。
我曾经也到过山西平遥，陕西西安。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古城墙，西安的兵马俑、鼓楼也算得上少见的遗址，可总觉得它们有点浅薄，比不上洛阳浑厚大气，百十公里的邙山古墓群，还有汉魏故城，龙门石窟……。
我们有着其它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而正是这种优势使我们落后了。人们太习惯于夸耀自己的历史，展示辉煌的过去，直至把过去和现在等同。文化不再发展，不再进步，仅有的一些清醒的文人，也只能叹口气，无奈地离开。优势有时反而会使人麻木，让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失去知觉。这块本应出现文人最多的地方却没有文人的出现，这似乎是历史的悲剧。
人们把优势感编织成一个牢笼，再把自己关进去，对自己的千年文明沾沾自喜，也许还会讥嘲着别人文化的单薄。而自己的文明却在讥嘲声中一点一点的散失，左思早已死了，《三都赋》正在风化、破碎。
那些被忽视的纤尘，一层层地铺在我们的文化上。尽管轻微，但不容忽视。在时间的作用下，文化被掩盖，一种无形的力量阻碍了我们与古人的精神交融，在古文献前成了陌生人。
潜在的危机在亮丽的包装下，使人们乐于接受，心甘情愿地在豪华的墓道中，被黑暗慢慢侵蚀。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但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很多遗迹都可以成为年月的贮藏室。
本文来源：河洛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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