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陵通常是在天子健在时动工营建的,一修往往几年,甚至数十年,称之为寿陵。而这次却不同,工程催得十分急促,要求当年八月中间竣工。时蒲州刺史李仲寂担任山陵使,征用河南、山西等数省民夫,在懊来山(天佑元年更名为太平山,现为景山)以天子制营建恭陵,“功费钜亿”。相传,当年建陵所用沙土,来自二十里外的伊河滩上,由数万民夫一个接一个排成行,又一袋一袋传递至景山上,民夫苦不堪言,百姓怨声载道,成批成批逃散。陵寝建成后,高宗嫌其太小,“不容终具,将更为之”。民夫们见役期已过,仍不被遣返,一怒之下,“投石伤所部官”,半夜火烧营房,四散而去,…高宗再敕令韦机继续建造陵园。韦机扩大了陵寝规模,“开程左右为西便房,撙制礼物”,如期完成了陵区工程。上元二年8月,葬孝敬皇帝李弘于此陵,庙号“恭陵”。7月,洛州特别恢复了缑氏县(现缑氏乡),专事保护和管理陵园的工作。
恭陵布局严整,气魄轩昂,是豫西地区最大、保存最好的陵墓之一,也是我国唐代陵墓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它不仅以其独特的建制为人们瞩目,尤其珍贵的是神道上气势宏大的石刻艺术品,它们做工细腻,雕造精美,形象生动。竖立的“望柱”,顶刻含苞欲放的莲花,似佛教的如意珠,下有六个半圆形的球形雕刻,似为莲房,柱头底托为六楞形石板,平托着上边的莲房和莲苞,柱身通高七点二五米,柱体通身为六棱形,无纹饰;翁仲均立于伏莲和莲之上,更突出了唐代“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运肃而安,兵戈戢而烽燧静”的和平安乐景象。充分体现了盛唐石刻艺术的独特风格。
唐代石刻上承汉代,下启宋明,具有重大的承接作用。就洛阳而言,又以唐代恭陵所存十八石刻艺术品最富代表性。它的雕建者为李仲寂,曾率人修建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上元二年,建寺工程既告成功,高宗遂令仲寂率原班人马营建恭陵。故此,恭陵石刻无论从雕刻技法,还是从人物造型上,与龙门奉先寺可以说是一世俗,一宗教,二者虽题材不同,但有珠联璧合、异曲同工之妙。恭陵所雕天马、石狮,明显地继承了东汉天禄辟邪的风韵,不仅强调雕刻造型敦厚、饱满,整体感强烈,摈弃枝节的刻划,而且突出其间刚健威武的气势。例如,石狮的鬃毛皆作薄浮雕处理,须部用铁线画的笔调,突出了整体轮廓。立狮的腿部后侧又多用直线,形似刀削一般,展现了健与力的合谐统一。此外,石狮皆圆睁双目,头稍上昂,又使人领略到雄壮之美。天马的雕刻,则表现为马鬃被大部分省略,马尾作弧形撑地,周身又以线浮雕加以细腻刻划,造型准确生动,线条圆润流畅。翁仲更是别具一格,总体上看,面部丰满,写实性强烈。细观各翁仲,或面含微笑,态度平和,或微闭双目,若有所思;亦或目视前方,有所顾盼,皆手倚宝剑,褒衣博带而立。盛唐雕塑的特征,使人一望而知。这些稀世佳作,是我国唐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
和陵,是唐代末年昭宗李晔的墓陵。昭宗即位,正是大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即将衰落复灭的年代。此时,黄巢农民起义军横扫大地。天复三年(903年)朱温挟昭宗迁都洛阳。天佑元年(904年)8月,昭宗于东都宫城为后梁朱温所杀。为掩人耳目,朱温假惺惺地按照帝王礼仪,葬昭宗于当时缑氏县东北五里的太平山上。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虽制以帝王之礼,但实际上也只能是草草埋葬了事,因而和陵远没有恭陵的规模宏伟。其占地面积仅三千五百平方米,冢高约三十米。陵前石刻群如同墓主人的命运一样,随着年代久远而遭劫废弃无遗,如今遗迹已荡然无存。
太子李弘和昭宗李哗,都是命运多舛、英年早逝的皇帝,一个莫名死去,一个被篡权者杀死,生前不幸,死后同样不幸。他们被孤独地留在了洛阳,远离他们祖先的陵园,帝魂萦绕景山,安息在这一片风水宝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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