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8岁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让他从学校退了回来，钢琴、英文、数学另请老师；本国语文，由爸爸亲自掌握。傅雷记下了这一教学经历："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薰陶结合在一起……从来不直接讲解，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出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发觉他的矛盾。"这种教育进行了6年，奠定了傅聪厚实的东方文化根底，所以他能独具慧眼地吸收西方文化，年纪轻轻就成长为享誉国际的钢琴演奏大师。傅聪出国后，傅雷继续用书信的方式与他交流，于是诞生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傅雷家书》。
九、地久天长
父母之爱的威神，上述几个例子已可使我们领略一二。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父母的教育也有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让孩子们熟读《论语》、《老子》等经典，心性潜能挖掘不深，严重地限制了孩子们的发展。傅聪的情况好得多，但也并不彻底。晚清时代曾麟书教儿子曾国藩，曾国藩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所费力气和上述父母差不多，但效果却大不一样，曾国藩的底蕴，曾纪泽、曾纪鸿的底蕴，在傅聪、盛中国看起来恐怕也是一个难测深浅的大海；在其他孩子看起来更是茫茫宇宙摸不到边了。但这样高深的素养，在曾国藩那样的时代却是一个普遍现象，如《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等，随便请一位来当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都会是泰山北斗、众人共仰；正是由于那个时代曾府、贾府这样的文化家庭遍布全国，所以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才一下子聘来了那么多名师巨匠。这些名师巨匠的精彩是怎样焕发出来的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有《四书》、《五经》做底子。
《四书》、《五经》、《老子》、《庄子》、《黄帝内经》、佛经、《圣经》、《古兰经》等等，这些万古不磨的经典，是从一切生命的最深处流露出来的，是天地的语言、宇宙的心声；而黄帝、老子、孔子、佛陀、耶稣等人，则是天地的喉咙、宇宙的口舌。《论语》里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说明孔子只是传达天地声音的一件乐器而已；庄子说过，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庄子也只是天地的一根笛子或一部钢琴。《论语》、《庄子》等书，不是孔子说的，不是庄子说的，而是天地说的，是日月说的，是高山说的，是流水说的，是绿树说的，是红花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因为宇宙万物和我们自己在最深层次上是浑然一体的；一切经典，均是这个浑然一体的生命唱出来的"天籁"。
读诵《四书》、《五经》，就是融会天地之心、通达万物之情；火候到了，写出来的诗就是天地之诗，作出来的曲就是天地之曲，撰出来的文就是天地之文，演出来的戏就是天地之戏；顺乎天地治国，一定太平；顺乎天地办厂，一定兴旺；顺乎天地治病，一定痊愈；顺乎天地演讲，一定动听；饮食顺乎天地，才无毛病；处世顺乎天地，才无冲突；教育顺乎天地，才无流弊；科学顺乎天地，才无后患……天地精神才是万事万物的真正尺度，经历千古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海内外兴起中国文化复兴的热潮，就是由于人们逆天而行、背道而驰太久了，遭受的报应太苦了，从而穷则思变、返本溯源。
所以从小不读诵经典，就是从小隔绝了天地，树木无根、河流断源，即使有父母之爱做后盾，也如车子只有一轮、鸟儿只有一翅，极难产生与天合德的真人，而只有这一类真人，方是国家的元气、人类的希望。
天地不坠、万物长存，所以《论语》、《老子》等经典，永远是人们必修的科目。但今天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学校是难于登天，在家庭则易于反掌。爱护子女是父母的天性，圣人经典是宇宙的天籁，天性配合天籁，这样教育子女才不违背天意。
十、老成持家
教育子女读经，是代天行化的千秋大业，必须避免目光短浅、随俗浮沉，所以吸取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些激昂的学者看到清朝一些官员满腹经史而误国病民，就愤怒地群呼："打倒孔家店！"这等于是看到社会上某些庸医杀人，就愤怒地群呼："打倒黄帝！""打倒张仲景！"这样幼稚肤浅的举动本来是不值识者一笑的，不料这些鲁莽冲动的"新青年"却渐渐掌握了宣传大权乃至行政大权，于是他们的幼稚肤浅就主宰了中国命运将近一百年，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几乎折腾成了文化沙漠。其实"新青年"们遇到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如西汉末年的王莽集团就都是一些熟读《六经》的人物，他们每做一件坏事都要引用《六经》来掩饰；最后搞得烽火遍地、十室九空，刘氏宗族是最深的受害者之一；但是光武帝作为宗族成员，虽然十分愤怒，却并没有打倒孔子。
隋炀帝也是满腹诗书而祸国殃民，唐太宗九死一生、收拾残局之后，也并没有迁怒于诗书。
可能有人说，光武帝、唐太宗并没有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但是曾国藩面对的情况就和"新青年"差不多了，他也并没有抛弃孔子。据说，曾国藩幕府里颇有一些言行不一的"圣贤之徒"，一位叫李眉生的年轻书生要揭穿他们，曾国藩严厉禁止，他说："这些人满口圣人之言，我正好可以用圣人之言督促他们、约束他们，他们还有向善的希望；如果揭穿他们，他们就会自暴自弃、廉耻全无，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这种处理方法保护了人们的自尊和廉耻，给他们留下了转恶向善的充分余地，这正是曾国藩人情练达、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与光武帝、唐太宗们是同一鼻孔出气；所以他们虽然相隔千百年之遥，却不约而同地大力提倡孔子之学，使君子有成道的机会、小人有向善的出路，于是东汉就很快复兴，唐朝就迅速强盛，清朝也危而复安、同治中兴而没有葬送在洪秀全手里。
曾国藩时代和我们今天最为相似，也是一个东西文化大碰撞的局面。曾国藩与时俱进，把家庭教育的内容调整为圣贤经典加西方学问；学习程序是先读经史、牢立根基；待年龄稍大再涉猎西学、扩展眼界。象曾纪泽，二十岁以前是长年累月、出经入史；二十岁以后，才开始学习算学、物理、天文、英语、法语，其中以英语造诣最为深湛；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功夫甚深，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等科学论文；他曾以一个月功夫，将圆周率推算到100位之多，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曾国藩的孙辈、曾孙辈象曾广钧、曾广铨、曾宝荪、曾约农等等，都是走的这一条道路，所以一个个国学底子雄厚、西学造诣深邃，既孝既忠、忧国忧民，堪称一时人杰。这样的家风如果当时普及全国，中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雄视地球的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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